近代以来，我们看到的革命狂飙，多次以家庭作为打击对象。太平天国实行“男营”“女营”制度，男女隔离，起义男子编入男营，女子编入女营，实行严格的军事禁欲主义，谁要是私下和妻妾过夜，私自会见父母亲属，轻则罚罪，重则杀头，连天国的高层领导也不敢祈求法外施恩。洪秀全特颁诏旨，凡犯天条，“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绝不宽赦”。“所有不遵天令，夫妇私行团聚者，无不被天父指出，奉行天法，重究在案。”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曾经提出过废除家庭的社会理想。辛亥革命的风潮中，“家庭为万恶之首”“革命先革家庭命”，祖宗崇拜受到猛烈抨击，祖宗成为革命对象。舆论总结出祖宗迷信的种种罪恶，结论是既然祖宗罪大恶极，不肯与之决裂，不是至愚就是自私。

五四时期对于家庭和婚姻的抨击，可谓论家蜂起，攻势激烈。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毁家说和废婚论。家庭没有存在的价值，毁家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这是当时好多革命先贤的共识。有学者公开发难，认为“人类根本的解放非无家庭不可，因为家庭确是人类自由绝大的障碍物。家庭存在一天，无论男女，决不能得真正的自由。”极端的革命者主张建立无官吏，无家长，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的社会。他们以废婚姻，废族姓作为手段，想象以此建立“公共社会”，走向世界大同。这些革命家多以废除数千年的婚姻制度为社会革命的最强音，先驱们身体力行，说到做到。比如一位刘师复，自从主张废婚废家族以后，吴稚晖写信给他，称他刘师复，他回信认真更正，郑重声明自己已经无有姓氏。五四时代，这样的狂飙突进，呈一时之新。

早期的中共活动家，在五四时代抨击家庭制度也是很激烈的。李大钊痛斥家族制度为万恶之源。展望未来，他也认为“家族崩解的气运必然不远了”。建国以后强制推行集体化以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曾经乐观的展望在不久的将来家庭消亡的美好前景。至于文革时代，那是砸毁家庭的高潮时代。“亲不亲，阶级分”，一切以派划线，一个家里的两派视若寇仇。不时有父子母子间互相揭发，夫妻将枕边絮语报告组织的残忍行动。一旦一方落难发配，离婚遗弃便成为惯常。枪杀自杀亲属不收尸，声称断绝关系，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可以说文革时代，演绎了人伦人道崩溃的最大悲剧。而这其中大多数属于自毁家庭，大义灭亲。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历数种种，革命一旦殃及无辜，家庭大抵成为池鱼。革命走向极端，家庭每每成为靶子。

记得在文革刚开始不久，破四旧立四新。我们班级几个同学在一起商议，破什么呢？有同学提议废除姓氏。一霎时，我们全改成了“向东辉“向阳辉”什么的。没有人强制，也没有文件号召，为什么我们革命青年一致自发地想到这里了呢？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家庭这个玩意存在了几千年，肯定是最古旧的东东，应在破旧之列。这就是我们的逻辑。不要小看这个逻辑，它之所以勃发行时，因为它迎合了近代以来激进反传统主义价值核心。大凡左翼革命，都是把这种激进革命理念当做真理高扬崇奉的。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踢开家庭闹革命”，文革中间的极左行动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革命就是要破除传统的伦理秩序。从师长领导开始，一直进逼到家庭人伦，登峰造极莫过于此了。

但是家庭这个东西也实在牢固。它虽然屡遭打击轰炸，一旦疾风暴雨过后，他的自我修复能力又是惊人强大。试看近代屡次号召起事毁家，哪一次废除了家庭？还得在咱们自己轰毁的废墟上，重建这个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看中了家庭的强大功能。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家庭依然是重要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这位革命老人由衷赞叹“家庭是个好东西”。从更长久的时段看，人伦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由血缘形成的家庭亲属关系，是诸种社会关系体系里一个重要单元，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并发挥作用。这不仅仅是生产分配的需要，血脉形成的亲缘关系，也是精神世界感情世界的血肉寄托。人伦万古不易，就因为这是基本的人性。近年来，清算文革的罪恶愈加深入，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文革毁坏亲情的罪恶。儿子因为检举母亲，导致母亲被枪决，我们看到了儿子几十年的泣血忏悔。民间时不时就有新的痛悔者公开道歉，对自己当时幼稚可恶悔罪以求饶恕。民间还盛传哪些高官在文革中如何批斗父母，大打出手，众人的鄙夷谴责，其实也是别一种形式的集体反思。那年月人怎么能成了哪样！

一百多年的声讨家庭，废毁家庭，风暴过后，家庭安然无恙。左倾革命如一阵狂风，稍纵即逝，家庭人伦，依然绵绵不绝，香火不断。这只能说明极左革命的幼稚和荒谬。雨果说：

在无比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无比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个道理为越来越多的人群所理解接受，牢记住了。若还有那么一个革命和人道人伦冲撞作对，这个革命的正确性就非常可疑。而率先砸毁家庭施暴父兄的革命者，其革命与否，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严加提防，这人大抵不可靠。这是历史的教训忠告我们的。

原载2013年12月18日《南方都市报》，选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