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 一直是个热词，也始终保持魅力持久，为广大公众关热情注。正如地里长个地瓜，都会有人弄出“第一”、“之最”的帽子四处炫耀。但时至今日，“中国首席大汉奸”的桂冠却始终下落不明，真乃岂可怪也欤！

这个问题要刨根问底，那得明确何为“汉奸”。你不定好标准，人家如何发表获奖感言？《辞海》的“汉奸”，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来被引申为背叛中华民族”，接着又将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扩大，“如出卖疆土、里通外敌、毁灭文化，暴政奴役，屠杀同胞，向他国输送经济利益，阻碍、压制本国民主、文明进程，欺骗、愚弄本国人民，挑动国民内斗转移矛盾等。大多情况下泛指出卖中国国家利益的中国人，也即通敌或叛国的中国人”等，都称“汉奸”。

不管哪一种解释更贴切，有一点可以肯定：通常意义上的汉奸，是指个人，不是指组织。

既然“汉奸”指的是个人，很多人自然联想到汪精卫。可惜“余生也晚”，当“第一”从来就没有那么容易。 “汉奸”一词早在清初即已出现，并且首次载入正史也《清史稿》。所以，第一个“汉奸”，应该在清代，或清代之前。汪汉奸够猛气场足，无奈更有早行人，“首席”肯定是当不成的。

但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考证：雍正年间，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被清室皇帝骂为“汉奸”——这个“汉奸”，显然又与现代汉语中的“汉奸”语义正好相反，但这并不影响货真价实“汉奸”的出世。结合“汉奸”语词的形成与语义的形成，时间上溯，第一个“汉奸”自然就找到吴三桂这里。吴三桂叛明投清，“汉奸”属性是肯定的，但是否是“首席”，则有待推敲。因为中华民族为外族所灭，明朝原本就不是第一次，蒙古人早就曾经灭掉宋朝。并且，“汉奸”一词在宋末也出现过，只是未见诸正史。

——崖山之战，宋军彻底失败，中国彻底被蒙元占领。崖山之战后，张弘范踌躇满志，在崖山刻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以资纪念。不久有人在石壁上写了一首诗：“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所以，论当“汉奸”张弘范又比吴三桂要早，只是他“桂冠”为民间结论。

那么，有没有更早的人，既像张弘范、吴三桂这样背叛国家、民族，又为官方所认定的人呢？有，这就是汉朝的李陵。天汉二年，李陵提步卒五千深入大漠，与匈奴八万主力血战，兵败投降，汉武帝收陵母弟妻子尽诛之。

顺便说几句，再找比李陵更早的“汉奸”，应该很难了。中国的汉奸史很难同步到“五千年”——无“汉”之前，自然无“汉”，勉强找一个与“胡汉”相当的概念，只能是“夷夏”。但早期的“夷夏”关系太乱，领土犬牙交错，血缘水乳交融，文化又打成一片。比方说比李陵情节更恶劣的伍子胥，几乎砸烂了祖国，但史家一直没有请他代言“汉奸”的意思。况且年代久远，熟是孰非很难厘定——吴举兵攻楚，这么重大的国策，只有小说家才会相信，仅仅就是要给伍子胥一个面子。

推举李陵作“中国首席大汉奸”，同样难有共识，当然焦点不在时间。投反对票的，首先就有大师级的司马迁。司马迁人称史圣，自然与小说家有所不同，但这并不代表他的笔下都是史实，否则也就不会有子虚乌有的“赵氏孤儿”，堂而皇之地写入《史记》。对司马迁来说，“李陵之祸”与《史记》有着因果联系。只是对后人来说，忽略了司马迁的行为与“李陵之祸”的必然因果——汉《军法》规定：生俘即死罪。李陵之降，固然有其难言之隐。但不争的事实是：他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最终死在胡地……

【颁奖辞】作为大汉的公职人员，绝不事先将配偶和子女定居国外，也不事先加入外国籍，更不在国外购置房产，成功地避免了裸官嫌疑——激动外国，感动中国，荣获“中国首席大汉奸”不二人选！

【事迹】天汉二年（前99年），大汉朝大将军李陵，将汉军5000首级悉数交给匈奴，受到了大单于的亲切接见。几年后，他俘获了单于爱女的芳心，成为匈奴驸马，并获封为右校王。元平元年（前74年），原大汉将军、匈奴王李陵，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在匈奴逝世……大汉、匈奴，均降半旗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