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过去已经一个多世纪，当年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早已成为历史，女真的大清不存在了，天皇的日本也不存在了，但历史云烟却一直没有散去。历史是一种语境，在120年前的近代世界，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是公认的国家法则，战争征服和殖民是一个现代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只有胜利才能赢得尊重。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落后是挨打的唯一理由。对当时的人来说，对贫穷落后国家进行大量援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120年后的今天，现代文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认同，世界经济一体化，技术创新和文化交流成为国际主流，虽然还有竞争，但各国之间竞争的是文化、技术、民生、人权等文明进步，而不是暴力和凶狠。即使还有小范围的战争，如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那也是为了消灭暴政，而非征服和殖民。或者说，当初的战争如果是打击经济体制落后的农业国家，那么今天的战争大多是打击政治体制落后的专制国家。

历史是一种镜鉴，世易时移，对待历史的态度切忌刻舟求剑。当年失落了一把剑，但舟已经漂流久远，仍试图从当年刻画的地方去找回剑，无疑是极其愚昧而荒诞的。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当年的日本，民主、法治、文明的日本不再是亚洲的征服者，而是亚洲的明灯。历史意味着反省，对战争的反省是为了防止战争，而不是为了战争。

甲午战争120年祭

1875年，日本海军兵临汉城，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由于围绕朝鲜问题与清国的对立激化，日本将第一假想敌国由俄国更换为清国。光绪三年（1877年），美国内战英雄格兰特卸任总统后周游世界来到中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请他斡旋中日冲突。格兰特后来从日本写信给李鸿章说：“中国大害在一弱字，国家譬如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他建议李鸿章和清政府“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17年后，格兰特的预言成为现实。

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夏历甲午年，公元1894年，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日本陆军轻而易举就占领清国藩属朝鲜，俘获了朝鲜国王李熙。120年前的今天，即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击沉清国运兵船“高升”号，“济远”号战舰挂起日本旗逃回。

鉴于丰臣秀吉之悲剧，日本将制海权视为征服朝鲜乃至中国的重要前提，一场争夺东亚海上霸权的甲午战争（日清战争）就此开始。

自从遭遇工业时代的西方世界从海上发出的威胁之后，农业时代的天朝就认为，西方世界所依仗不过是“船坚炮利”尔，先是以高达80万两白银的总预算买下了整整一支阿思本舰队；台湾一役败于日本后，再下血本，花费2000多万两白银，用了20多年时间打造起一个号称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师”，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服英法诸夷。驻英公使郭嵩焘警告说：“船坚炮利之兵事乃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根本。”但郭嵩焘马上被天朝的士大夫们斥为数典忘祖的“汉奸”。

令天朝惊喜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竟然赢得了西方世界的配合和支持，根本不存在“武器禁运”，天朝水师一下子就跨入“蒸汽—钢铁时代”。按照天朝传统，“采买西洋军火器械，有浮报价银两三倍者，并有浮报至四五倍者”，李鸿章被称为“李合肥”，可谓名至实归。为了表示对“头号大主顾”的敬意，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特意为李鸿章塑铸了一座巨大的全身铜像，不远万里运到中国，树立在上海徐家汇。

仅仅半个世纪前，迎击英国“复仇女神”号战列舰的天朝水师还不过都是一些小帆船和木筏，战术还停留在古老“火攻”阶段。从近身火攻到远程射击，从小木筏到巨型蒸汽铁舰，这一“大跃进”或者说“跨越式发展”，就连明治维新的日本都赞叹不已。

因为工业基础薄弱，清日两国海军装备基本都是从欧洲购买的最新式蒸汽铁甲战舰。从双方海军军舰总吨位来看，北洋水师为35346吨，日军舰队为40840吨，日方占优。从佩里登陆到甲午海战，仅仅40年时间，日本已经不是那个日本。与天朝传统的水师体制相比，日本联合舰队完全是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

从这些写给清廷的奏章中可以看出，一手建立起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对战胜日本并无信心，“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

如果说硬件方面差之毫厘的话，在战术训练、战士素质、国家精神和协调指挥等软件方面，清军与日军则是差之千里。对天朝上下来说，没有人真正地关心国家兴亡，人们只想捂紧自己的钱袋，或者去中饱私囊。帝国已经庞大到使每个人都无足轻重，因此每个人都与帝国失去关联。

与清国被动应付相反，日本完全是咄咄逼人的主动进攻，日军大本营明确指示海军“搜索清军北洋舰队而击破之，以达到控制海权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中日海上对决以极其荒诞的方式开始。李鸿章本是派北洋海军去为前往朝鲜的步兵护航，结果遭遇等候多时的日本海军。日本人并不是要阻止清军登陆朝鲜，而是要消灭北洋水师。就这样，黄梅海战以遭遇战的形式成就了一次改变东亚势力格局的大海战。

1894年9月17日，日军舰队提前1小时40分钟发现清国舰队。世界第一场蒸汽铁甲时代的大海战开始，北洋水师在转眼间就落花流水，经远、致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其余定远、镇远、来远、济远和靖远等舰中弹后逃回中国。北洋舰队10艘主力战舰全部参战，日军只动用了海军联合舰队的一半战力。日本海军以5：0获得全胜，日军大本营“决定立即占领中国辽宁省金州半岛”。不久，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连，接着攻占旅顺和威海。大连沦陷的这一天，正好是慈禧老佛爷六十大寿日，有人讽刺道：“一人庆有，万寿疆无。”

1895年2月 4日，中国人正在过年，日本海军以鱼雷艇突袭北洋水师的威海卫，定远舰遭到重创。北洋水师的提督（总司令）丁汝昌亲自签字首肯，向日本海军举起降旗。“苟丧舰，必自裁”，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炸毁定远后自尽，北洋水师从此成为一个远去的天朝传说。北洋水师的11艘军舰悉数被日军掳去，摇身一变而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有生力量。

被称为当时“亚洲第一巨舰”定远舰是中国海军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主力舰，由德国伏尔铿厂建造，1880年下水，舰长94.5米，排水量7400吨，航速14.5节。定远舰作为北洋水师的旗舰，也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战舰，其305毫米主炮空前绝后。甲午战争前，日本最流行的儿童游戏就是“打沉定远”；甲午战争后的百年间，中国海军再也没有过如此吨位的主力战舰。曾经采访过李鸿章的英国作家布兰德在《李鸿章传》中认为，黄海海战几乎是败于张佩纶的贪腐。张是李鸿章幕府里的“捞钱冠军”，由于他的“节约”思想，定远和致远两艘战舰上的10英寸大炮，只有三颗重型炮弹；鱼雷里装的是铁屑，而不是火药；威海卫炮台甚至以沙子来代替炸药……半个世纪后，中国海军钟汉波少校从日本索回定远和靖远两舰的铁锚，不久即被官吏们当做废铁卖给铁匠铺。

在1820年，清国GDP约是英国的7倍，清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在1890年，清国GDP约是日本的5倍，清国同样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战争揭开了“复兴”的假相和“盛世”的谎言。天朝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宣告彻底失败。只接受经济改革而拒绝政治改革的洋务运动号称“中体西用”，30多年时间果然带来一种后发性的表面繁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中国进入了盛世”和“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阻止的”的美丽谎言甚嚣尘上；天朝上下都为“同光中兴”而陶醉不已。

天朝本身就是一个黑色幽默，比甲午战争更黑色幽默的是，水师学堂竟然设在皇家花园，就如同火器工场设在太和殿。不知是以水师学堂的名义建设颐和园，还是以颐和园的名义修建了水师学堂；无论怎样，这笔巨大的建设费用来自海军军费。直到甲午战争，这个水师学堂——颐和园的扩建工程一直未停。当年的北洋水师已经寂寞海底，好在还有昆明湖的石舫可供后人卖取门票和留影娱乐。

李鸿章经常被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并且他本人也颇喜欢这个称号。早在战争之前，俾斯麦就断言：“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

当初北洋水师初成军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其实力远超日本海军；随着颐和园这个“水师学堂”的修建，便未再添置一舰一炮。相反，日本每年都添置最新式的战舰，天皇不惜节省宫中费用，“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聊以资助”，甚至一天宁可只吃一餐，也要建立强大海军。此举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1/4薪俸用做造舰。此消彼长，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吨位与数量、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中日海战早已判定。

还有一个历史细节，战争期间，广东水师的“广甲”舰奉命北上，其特殊使命竟然是“遵例解运岁贡荔枝进御”。这让人想起1000多年前的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中国与日本与其说是两个国家之争，不如说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博弈，中国自古以弱民和愚民为目的，中国人越愚蠢越羸弱，统治者越满意。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以强民为强国基础，以教育阅读大开民智。“我们清国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崇尚武力。”面对《纽约时报》记者的安慰，总理大臣恭亲王奕欣以这句话聊以自慰。这场战争以《马关条约》结束，日本获得了琉球、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同时获得战争赔款3.4亿两白银，折合5.1亿日元（日本每年国库收入仅8000万日元）。作为战争的代价，巨额赔款使天朝财政几乎破产，大量举借外债，使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新的通商口岸以及内河新航线进一步被外强控制。反过来，这笔赔款在日本则充当了现代工业的起爆器，推动日本成为一大强国，并从此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影响延续至今。

对于甲午海战的失败，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官正一品）看得更深，他指出，海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像是树上的花朵，倘若树木有问题，你又怎么能苛责花不够鲜艳。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认为，这是一场中国必然失败的战争。因为“战争的一方日本这时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对付中国；而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的实体。日本的战争努力动员了举国一致的力量，而中国人民几乎没有受到冲突的影响，政府几乎全部凭借北洋水师和李鸿章的淮军”。

甲午战争成为“明治维新”的一次大考，不到30年时间，日本就通过现代化改革，超越了凌驾东亚长达数千年的中央帝国。日本维新的时间短于天朝的洋务运动，但日本在工业军事和科技水平上却迅速超出，这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必然差别。天朝的官办垄断企业就如同北洋水师一样，貌似威武强大，实则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