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纪念一部绵延三百年的遗训和一个濒临失传的词
　　
　　一个苍凉的词：忠义
　　
　　如果有问：你目睹过“忠义”吗，货真价实、恒久不渝的忠义？你可能犹疑：难道它是罕见的？它有被逐出现实之虞吗？
　　
　　是。无论“忠”或“义”，都越来越显苍凉，古意越来越浓。
　　
　　在“忠”这点上，宗教信徒是最深沉的实践者，对上帝、佛祖、真主等神灵的忠诚和笃信，乃其最日常的精神操守。所以，谈论宗教情怀的“忠”并无意义，我们只有将目光投向世俗生活。在世俗领域，政治和权力堪称“忠”之最踊跃的招募者、最激烈的竞争者，比如君王、党魁、主义。这类“忠”，多栖息于意识形态的绑架之下或狂热的蒙昧之上，多是靠嗓子和口号、靠决心和宣誓、靠精神驯化和集体运动来进行，且伴以盛大的政治祭祀或仪式（上世纪的“忠字舞”，那种红海洋的高潮意境，那种跳大神般的手舞足蹈，将之演绎到极致）；这类“忠”，虚虚实实、亦真亦幻，要么犬儒使然、要么迷信所致。个别者确实脱胎换骨、身心并殉，堪称无私废己；更多者则捕风捉影、掩耳盗铃，实为脸谱化的表情投入。即便对“国家”“民族”这样大体积的抽象物，“忠”也是有条件的，一旦须以性命和大额私利相抵，背叛起来并不难。所以，意识形态上的“表忠”“献忠”“效忠”，虽搞得声势威猛、震耳欲聋，但可疑性最大。这类“忠”的逻辑往往是：从一致的献媚到一致的唾弃。
　　
　　如果说极权政治下的“忠”确属愚忠——弃之不惜的话，那其余情形呢？日常生活中，对婚姻、友谊、承诺、托付、信念、职守，当代人有多大底气信奉和实践“忠”？我们的精神行囊里还能检索出这个古老的字吗？
　　
　　撇开儒家伦理，单从生命类型和精神美学上看，“忠”，象征着一种人格的超稳定状态和高钙特质，显示着一种执著、敦厚、倔强、不疑的秉性和契约意识。就像一株大树，透过茂盛枝叶，你会感受到它有一股垂直、饱满、沉实的定力，由此奠基了不动荡、不易撼的品格。人亦如此，凡忠诚者，无不在精神上底盘重、根须深，有着强烈的守护意识和稳固能力。
　　
　　现代人的精神轮廓，越来越不像树，基本上呈颗粒或粉末状，日日夜夜处于失重、懈散和悬浮状态，随遇而安、随波逐流、随物赋形、随行就市……灵魂难以成型、成器。现代人的一大特点，即脑子活泛，没有边界、纪律和敬畏，难以和自我发生契约，变通、摇摆、伸缩、进退，无不优游自如，如橡皮筋。
　　
　　“义”，更是个越来越像古董的字。随着乡土和江湖时代的结束，随着乡绅伦理、士子文化和侠客精神的消隐，它正渐渐退出世俗生活。按现代人的价值眼光，诸如“季布一诺”“屈平沉湘”“不食周粟”“赵氏托孤”“岳母刺字”“士为知己者死”“宁玉碎不瓦全”等古义，不仅在是非和理性上不严谨，还意味着道德上的鲁莽和霉陈，有迂腐、刻板、僵硬之嫌。
　　
　　世上没有哪块土地像华夏这样盛产“忠义”。在古代，凡偶像，其精神底座上都刻着“忠义”二字。叔齐、伯夷、屈原、季布、聂政、荆轲、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水浒传》里的“忠义堂”，更把这一道德脸谱渲染到极致。尤其关羽，因义薄云天被推上道德圣殿的头把交椅，由之衍生的关帝崇拜，催生了中国乡土最大的世俗宗教，除了关公庙，他还是儒、释、道三家庙堂共邀的客座神。
　　
　　“忠义”，乃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人生的关键词。
　　
　　有次，和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朋友聊天，我半开玩笑地说：忠义精神，应进入国家“非遗”保护名录才是。朋友当真，急切问：那传承人呢？谁是它的标志性载体？总不能是全体国人吧？他问得很专业，按世界“非遗”确认章程，该项目除了珍贵和濒危，还要有当世传承人才行。我怔住，是啊，哪儿找这样一个活在当下且古意十足的人生标本呢？但很快，我眼前一亮：北京崇文区的佘家，袁崇焕的守墓人！
　　
　　2004年夏，我参与指导的央视《社会记录》播出了4集纪录片《佘家故事》。这是个深深感动和震撼我的故事，一个家族和一座古墓默默厮守370年，只为一记祖训、一句承诺。这个家族的精神基因，即“忠义”。
　　
　　在曲阜孔林，圣冢旁有处景点，叫“子贡庐墓处”。孔子死后，学生子贡守墓6年，后人立碑颂之。因子贡为孔墓所植皆楷树，世人便发明了“楷模”一词，表彰这位圣徒。佘家守墓已过370个春秋，墓主非圣人可比，历史亦不会予佘家如子贡那般的荣耀，但意义也就在这：这是一个朴素的百姓故事，这是一户淡定的市井人家，它孤独、安静、隐蔽，它习以为常地去做一件事，它把美德兑现为常识和习性，演绎成一种碌碌无为、朝朝暮暮的生活。
　　
　　说真的，若为“忠义”申请“非遗”，这是我迄今所知唯一有资格的传承人了。当然，这足以令世人蒙羞，故可行性为零。
　　
　　那个被吃光的人
　　
　　古英雄有两类：一乃造反的绿林，以叛逆之志收拾天下，可谓枭雄；一乃栋梁之士，挽危局于欲坠，忠烈是也。比较两厢，枭雄为“攻”，忠烈为“守”；前者的生命姿态若野马之奔、决堤之涌，呈狂飙恣肆状；后者则忧愤郁闷，所吟乃悲竹之声，所绘皆病梅之美。从大势上看，后者的悲剧早就注定了：“攻”为顺，“守”为逆，攻者所为乃践踏扫荡，摧枯拉朽；守者则笨拙的很，他做的是托举苦撑之事，力逊分毫，即覆顶殒命。
　　
　　后者的险境在于，他脚踩的地面早已绵软松陷，无基实供其运气发力了。更要命的是：他孤立，独柱一根！既无依托，又无环绕，同僚早已暗暗做了白蚁，在梁木上蛀起了眼。接下来，他要承担为时代沉疴和积弊——替罪顶过的厄运。史上的忠烈，如岳飞、于谦等，都出自该行列。如果说前者多亡于刀剑、裹尸马背，那后者多死于心碎，窒息于沼池烂塘。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祖籍广东，明万历进士，初任福建邵武知县，但他心系天下，有拯世之志。此时的大明，纪纲废弛，佞人当道，颓象毕露。而北方的后金，像一条粗犷而饥渴的巨蟒，在努尔哈赤的激情领舞下，血气高涨，飞沙走石，大有吞象之势。据史记，当时明将闻金胆战，摊上出征诏命，竟号啕恸哭，哀己不幸。1622年，13万明军覆没，崇焕主动请缨，以书生之躯担武将之职，镇守宁远孤城。1626年，努尔哈赤猛攻宁远，崇焕血书立誓，将老母妻儿迁至城中，奋战3日，以万卒破十倍之敌，努尔哈赤亦为炮火所伤——此役乃其平生唯一败仗，不久郁终。皇太极为报父仇，又率兵猛攻宁远，均被击溃。崇祯元年，崇焕被授兵部尚书兼右副督御史，督师蓟辽。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从内蒙古绕道，偷袭京城。崇焕星夜驰援，风雪行军3昼夜，于城南与敌激战，崇焕身先士卒，“两肋中箭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皇太极知难，悻悻退兵，自此未再犯京师。
　　
　　此时的袁崇焕，已成大明残局唯一有效的棋子。本来，这枚棋子若运筹得当，至少可让敌我在战略推手上多几个来回。可惜，史上那令人吃惊的一幕上演了：皇太极略施小计，一项“私下通敌”的暗网自天而降，缚住的不是别人，正是心无旁骛、一心抗金的袁崇焕。罪名轻易成立了，崇祯三年九月初七，崇焕被“寸磔”于西市。寸磔，即凌迟，即千刀万剐。“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清•计六奇《明季北略》）
　　
　　崇焕死了，死在崇祯上吊前的第14个年头上，死在他拼命维护的社稷手里。细究死因大概多余，谗言、构陷、昏帝、个人清高与过度自信……这些元素在忠烈生涯里皆可找到。“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原属咏志的清风之叹，竟与其后的命运有着惊人暗合。是历史之巧，还是精英的宿命？
　　
　　死因不究，死状却耐人寻味。
　　
　　除了看客的喝彩，那一片片血沫飞溅的皮肉，也被当场竞拍，嚼一口，啐于地，呸一声“汉奸”……爱国者即这样被另一群爱国者给分食了。应该说，这样的场面确让我们——“人民群众”的后嗣们尴尬，因为虽同为铮骨，但来自民间的待遇却不一样：于谦就义，百姓哭泣，冒杀身之祸去祭奠；岳飞赴死，街民流泪相送，诅咒奸佞；熊庭比下狱，市井流传歌颂他的抄本和绣像……无疑，这些精神答谢是对英灵最好的抚慰，如此的民心确给“人民”概念添了光彩，也隐隐旁证了那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崇焕的遭遇又如何解释呢？那份悲凉与绝望，恐怕只能以“深渊”来喻之了。没有响应、声援，没有体恤、同情，历史上的同类在临终前多少都会找到一点的精神依傍和温暖（那点温暖足以让一个死囚带着足够的尊严和对未来的信心，从容地告别这个世界），在他这儿，真是片鳞半爪也没有。除了袁崇焕，谁会冤得这般痛彻？谁被抛弃得这般赤裸？基于此，崇焕之死在史学上有“第一冤案”之称。
　　
　　这一回，“人民”真的失察、失聪、失明了。
　　
　　其实，此般历史悲情从未拂袖而去，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力量能把这两类“人民”、两款“爱国”拉扯开。想想吧，在罪证如山、众口凿凿、只有一个信息源和舆论调门的前提下，你有何理由不跻身于那“正义”合唱？比如“反右”“文革”，比如“将某某永远开除出党”的大会上，有谁落后过？据史载，崇焕死后，“暴骨原野，乡人惧祸不敢问”，那颗死不瞑目的血颅，终日悬于杆上，忍受空荡荡的落寞和曝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