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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时中国人的新年梦想是什么?(2)

时间:2013-01-05 18:57来源: 作者:傅国涌 点击:
只有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梦想着本国人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信奉任何主义,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的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

  
  只有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梦想着“本国人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信奉任何主义,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的“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燕京大学教授张君劢以一篇题为《中国今后之出路》的长文作为《东方杂志》的答案,提出了军人“不得对于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军队服从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师张耀曾的梦想几乎是一篇论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业公会作为“政治之根源”。马相伯老人梦想“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劝,思想发现于外,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法治梦”在247个梦中连零头都不够。
  
  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的“梦”并没有那么悠远而不着边际,他说:“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国家不衰弱者!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也比较实在:“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北大教授李宗武则一口气写下十个希望,包括“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新闻记者“不要成为御用的宣传者”;“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学周伯棣的第一个梦想是:“个人以研究经济问题为职志,不偏不党,以‘学究’的立场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研究有得,忠实的揭示给民众。”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的梦想是:“那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民’国,不是实际上的什么‘军’国,‘匪’国,‘官’国,‘×’国。”民国元勋、实业家冯自由做了一个“好梦”、两个“恶梦”,他说:“在这政治败坏国势危殆生产衰落社会不安的今日,凡属稍有思想的人们,难免胡思乱想,做出种种的怪梦。”
  
  像杭州《民国日报》记者胡健中那样梦想“未来中国是一个纯三民主义的国家”,“梦想做一个舆论界的权威”终究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做梦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几乎都通过“梦”表达了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借说梦对当政者作了极为尖锐的批评。外交部长罗文干梦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梦想“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上海银行张水淇的“梦想”如同匕首、投枪,他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贡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鬼计来破坏。”“理想只是理想,现实的中国,恐怕是罗马的末期!哥铁的蛮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隶我同胞;而拥武力的群雄只谋如何巩固其自身之地步,我们善良的百姓,只能挣扎于内乱外患的悲境中。”《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彭芳草借梦想抨击国民党当局只会向国际联盟求救的“无抵抗主义”。作家傅东华“梦”中穿过“民族门”、“民生门”,到了“叫人令人不寒而栗”的“民权门”,“我被剥了裤子,验过阴毛中并未夹带违禁品,又被用Х光照过心里并无危害国家的意思,这才放我过去。”对畏民如虎的国民党当局作了辛辣的嘲讽。林语堂以“我不做梦”的口吻对现实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虽然他同时也希望——“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也有人不相信梦想,更有人直言自己没有梦想,俞平伯说:“我没有梦想”。茅盾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说:“我们早已空无所有。现实的生活窒息到这样的程度,连你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没有了。东北三千万人民固然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我们又在谁的枪刺下受罪呢?”孙伏园说“只有回忆没有梦想!”中央大学教授凌梦痕认为“理想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生平从没有做理想国的梦”。
  
  有人甚至做着“开明专制”梦、“独裁”梦,俞平伯认为:“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
  
  必需的。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败了。”读者孙伯鲁梦想一个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来“用独裁的手段,来救中国目前的危机。”
  
  在一百多个“个人生活”的“梦想”中,缺乏的是公民梦,唯有楼适夷一个人梦想“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而最多的就是那永远不灭的田园梦——
  
  《晨报》记者茅震初“想凭我的智力和劳力到田园中去过活。”他的故乡湖州山明水秀,在那里种粮食、蔬菜、果树、花木,养蜂、养鸡、养鱼,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当皓月悬空,波影散乱的夏夜,划着一叶扁舟,临风驶去,岸旁杨柳拂过我的头,掸过我的肩,蝉声一路相迎,水声在船底低唱,仰着天,双手打着桨,……”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田园生活图。俞觉的梦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风淳朴的故乡,“买平屋三四间”,“春秋佳日,或函邀异方友朋,遨游本地山水;或赴他乡访旧,领略胜境”。《生活周刊》编辑艾逖生梦想有一日“放弃一切”,“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到乡村里去,好象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做个十足道地的老农,自耕自食。……”章衣萍梦想“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施蛰存“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看一点书,种一点蔬菜”。银行家俞寰澄也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是铁道部次长曾仲鸣的“梦”。“我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乡村办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小学,以度其‘诗一般的人生’。”是教育部科长吴研因的“梦”。即使“在欧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曾觉之一方面也梦想“独善其身,优游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鲁迅曾以他惯有的笔调嘲讽他们:“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其实,从“大同世界”梦到这些山水田园梦,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乌托邦情结(倒不是为了“吃饭”这么简单),使他们很少愿意去梦想费事的、烦琐的法治,对做公民的兴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隐士的志趣却千年不灭,他们虽不满现状,却普遍向往着大同世界,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要么逃避、退隐,要么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对渐进的社会改革,对点点滴滴的进步向来就缺乏足够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顾。殊不知人类文明的每一进步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1933年新年的“梦想”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致命的缺陷,那是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的先天不足,武昌中华大学教授陈时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梦想,自然是趋于这一途”。这句话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神往于“大同世界”,他们的身体走进了现代,他们的脑袋还留在古代,终究只是传统中人,要成就独立的现代人格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说梦者当中没有鲁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当天,就写下了《听说梦》一文(4月15日发表在《文学杂志》第一号)。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
  
  在万马齐喑的年头,这么大规模做“梦”自然要闯祸,这些“梦”不仅直接批评了现实的黑暗,暴露了国民党治下丑陋的一面,而且做“梦”本身也触犯统治者的禁忌。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胡提出条件,“每月领一笔钱,在外面租一个办公的地方,”编辑人员和作者稿费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编负责,不必经过总经理,王云五答应了。”胡愈之从10月16日出版的总第29卷第4号开始接手,不到20天就筹划了“新年的梦想”特辑。商务印书馆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军阀统治时代曾谢绝出版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要他别这样编,他不干,“这样就崩了”。半个世纪后(1982年),胡愈之这样回顾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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