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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梦想着“本国人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信奉任何主义，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的“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燕京大学教授张君劢以一篇题为《中国今后之出路》的长文作为《东方杂志》的答案，提出了军人“不得对于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军队服从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师张耀曾的梦想几乎是一篇论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业公会作为“政治之根源”。马相伯老人梦想“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劝，思想发现于外，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法治梦”在247个梦中连零头都不够。 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的“梦”并没有那么悠远而不着边际，他说：“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国家不衰弱者！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也比较实在：“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北大教授李宗武则一口气写下十个希望，包括“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新闻记者“不要成为御用的宣传者”；“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学周伯棣的第一个梦想是：“个人以研究经济问题为职志，不偏不党，以‘学究’的立场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研究有得，忠实的揭示给民众。”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的梦想是：“那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民’国，不是实际上的什么‘军’国，‘匪’国，‘官’国，‘×’国。”民国元勋、实业家冯自由做了一个“好梦”、两个“恶梦”，他说：“在这政治败坏国势危殆生产衰落社会不安的今日，凡属稍有思想的人们，难免胡思乱想，做出种种的怪梦。” 像杭州《民国日报》记者胡健中那样梦想“未来中国是一个纯三民主义的国家”，“梦想做一个舆论界的权威”终究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做梦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几乎都通过“梦”表达了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借说梦对当政者作了极为尖锐的批评。外交部长罗文干梦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梦想“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上海银行张水淇的“梦想”如同匕首、投枪，他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贡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鬼计来破坏。”“理想只是理想，现实的中国，恐怕是罗马的末期！哥铁的蛮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隶我同胞；而拥武力的群雄只谋如何巩固其自身之地步，我们善良的百姓，只能挣扎于内乱外患的悲境中。”《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彭芳草借梦想抨击国民党当局只会向国际联盟求救的“无抵抗主义”。作家傅东华“梦”中穿过“民族门”、“民生门”，到了“叫人令人不寒而栗”的“民权门”，“我被剥了裤子，验过阴毛中并未夹带违禁品，又被用Х光照过心里并无危害国家的意思，这才放我过去。”对畏民如虎的国民党当局作了辛辣的嘲讽。林语堂以“我不做梦”的口吻对现实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虽然他同时也希望——“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也有人不相信梦想，更有人直言自己没有梦想，俞平伯说：“我没有梦想”。茅盾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说：“我们早已空无所有。现实的生活窒息到这样的程度，连你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没有了。东北三千万人民固然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我们又在谁的枪刺下受罪呢？”孙伏园说“只有回忆没有梦想！”中央大学教授凌梦痕认为“理想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生平从没有做理想国的梦”。 有人甚至做着“开明专制”梦、“独裁”梦，俞平伯认为：“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 必需的。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败了。”读者孙伯鲁梦想一个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来“用独裁的手段，来救中国目前的危机。” 在一百多个“个人生活”的“梦想”中，缺乏的是公民梦，唯有楼适夷一个人梦想“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而最多的就是那永远不灭的田园梦—— 《晨报》记者茅震初“想凭我的智力和劳力到田园中去过活。”他的故乡湖州山明水秀，在那里种粮食、蔬菜、果树、花木，养蜂、养鸡、养鱼，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当皓月悬空，波影散乱的夏夜，划着一叶扁舟，临风驶去，岸旁杨柳拂过我的头，掸过我的肩，蝉声一路相迎，水声在船底低唱，仰着天，双手打着桨，……”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田园生活图。俞觉的梦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风淳朴的故乡，“买平屋三四间”，“春秋佳日，或函邀异方友朋，遨游本地山水；或赴他乡访旧，领略胜境”。《生活周刊》编辑艾逖生梦想有一日“放弃一切”，“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到乡村里去，好象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做个十足道地的老农，自耕自食。……”章衣萍梦想“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施蛰存“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看一点书，种一点蔬菜”。银行家俞寰澄也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是铁道部次长曾仲鸣的“梦”。“我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乡村办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小学，以度其‘诗一般的人生’。”是教育部科长吴研因的“梦”。即使“在欧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曾觉之一方面也梦想“独善其身，优游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鲁迅曾以他惯有的笔调嘲讽他们：“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其实，从“大同世界”梦到这些山水田园梦，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乌托邦情结（倒不是为了“吃饭”这么简单），使他们很少愿意去梦想费事的、烦琐的法治，对做公民的兴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隐士的志趣却千年不灭，他们虽不满现状，却普遍向往着大同世界，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要么逃避、退隐，要么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对渐进的社会改革，对点点滴滴的进步向来就缺乏足够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顾。殊不知人类文明的每一进步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1933年新年的“梦想”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致命的缺陷，那是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的先天不足，武昌中华大学教授陈时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梦想，自然是趋于这一途”。这句话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神往于“大同世界”，他们的身体走进了现代，他们的脑袋还留在古代，终究只是传统中人，要成就独立的现代人格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说梦者当中没有鲁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当天，就写下了《听说梦》一文（4月15日发表在《文学杂志》第一号）。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 在万马齐喑的年头，这么大规模做“梦”自然要闯祸，这些“梦”不仅直接批评了现实的黑暗，暴露了国民党治下丑陋的一面，而且做“梦”本身也触犯统治者的禁忌。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胡提出条件，“每月领一笔钱，在外面租一个办公的地方，”编辑人员和作者稿费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编负责，不必经过总经理，王云五答应了。”胡愈之从10月16日出版的总第29卷第4号开始接手，不到20天就筹划了“新年的梦想”特辑。商务印书馆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军阀统治时代曾谢绝出版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要他别这样编，他不干，“这样就崩了”。半个世纪后（1982年），胡愈之这样回顾这段往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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