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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胶东半岛下了两个月的雪，我在某个小镇上蛰伏了四个月，多数时候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大院，半夜起来给人开门时，铁锁上的寒气逼得我四肢麻木。偶尔要陪一群啃着大蒜，吃一顿工作餐都要带着全家老小的乡镇干部打牌。唯一的乐趣就是打乒乓球，只可惜到最后完全没了兴趣，小镇上没有人可以在乒乓球桌上挑战我的权威。号称全镇冠军的副镇长被我摆平之后，更是天天给我穿小鞋。 每天清晨，我首先要打开三个掌柜（我们镇上，书记被称为大掌柜，镇长被称为二掌柜，纪委书记被称为三掌柜）的房门，给他们打开水，拖地板，即便这地板前一天已经拖过了也要再拖一遍。拖完地，我要把两层楼的痰盂清洗干净。这就是我一个团委书记要干的活。一天的生活可以总结为：上午开会写报告，中午抽空眯一觉，下午一份齐鲁报，晚上歌厅学狼叫。 四个月后，我辞职了。 一场艰难的逃离 逃离体制绝非易事，新浪博客上，一位名叫“卡卡”的网友讲述自己历时8个月的辞职手续： 2009年12月，离职正式开始，反反复复，托人无数，压抑不已，几乎把人逼上了绝境，甚至采取了极端的方式。选调生的离职在三明始终是无比艰难的。你什么都可以提就是不能提走，要走不去掉半条命是走不掉的，至少先干5年，但5年时光过去了谁还会走呢？！4月底，我正式开始跑路，各种人士开始想尽各种方式想弄死我折磨我的家人。那时候绝望得很，以前那些好像对你好的人对你的打压更严重，像是既得利益跑了一样，还有那些道貌岸然的贪利师兄对我的背弃。我拿着我剩余的人生去赌，被开除了赌输了我就基本绝境了，我喜欢从事的法律职业几乎不能开始了。最后我的离职在非常手段下成功了，成了三明近10年来法院系统唯一能离开的选调生。 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公务员都是经过严格考核和本人强烈的服务大众的意愿而选拔出的。如果提出辞职，意味着对组织、对党有不满的地方。从村里到乡里、县里的人事部门的领导必须不停地找你“谈话”，你总要说清楚究竟有何不满，以至于你不愿意服务人民。通常情况下，提出离职的人或是因为受不了艰苦的基层生活，或是因为夫妻分居两地。如果只是这样的原因，组织会主动提出帮你解决。比如，把你调到物质生活条件不那么艰苦的乡镇，或者让你去离家更近的地方。但同时也意味着今生的仕途几乎完结——不可能再有任何升职的机会。 （此文章版权为《赢未来》及其作者共同所有，不得用作其他商业用途。如有转载，请标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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