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致力于研究和思考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研究和思考一个大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何才能崛起之时，一个命题不可避免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就是权威。
　　
　　该打破的和不该打破的都打破了，于是我们的心灵不可避免地化作一叶失去压仓石的扁舟，漂浮于暗流涌动的大海上
　　
　　一家颇具影响的周刊曾对北京几大著名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信仰，结果高达93%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信仰。此调查所获结果准确与否，未敢断言，但是，信仰失重、行为失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普遍存在于社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不能否认与社会变革过程中我们的精神世界缺少永恒与厚重有关，与失去引领和承载精神的权威有关。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权威，讲本末的民族，自孔孟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我们便走上了构筑以皇权为核心，以等级秩序为特征的道路，及至大清王朝，高高在上的皇权已经把普通民众，甚至是王朝权臣的人格压缩至极小的空间。自辛亥革命始，中国进入打破权威的轮回，并且这个打破一直持续了上百年。包括：辛亥革命颠覆清王朝统治，打破了皇权，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由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来的两千年儒学思想统治，由此走向式微。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革命理论必然地毫无疑义地肩负起消除封建思想的重任，至于“文革”期间破权威更是进入了极端，在斗争的哲学下，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来斗去，对天的敬畏没有了，对自然的敬畏没有了，甚至对生命的敬畏也没有了，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成了天，成了一切，及至后来，经过一再打造，“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流氓哲学也诞生出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由于党的执政理念发生变化，开始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的理论实现了自我更新，由此而来的那些长期萦绕于耳畔的思想理论逐渐淡出现实指导的范畴，等等。
　　
　　或许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博客的使用，长期为体制内力量所调节，为纸媒所影响的人们，忽然拥有了发声权，一种狂热和无约束的人的原始性开始迸发出来，似乎“平民化”浪潮就是一切不在话下，一切失去神圣性，一切都不被仰视，而应受到置疑和蔑视，似乎惟此才能发现自我，实现自我。然而，我们在经历着和继续经历着把神坛上的人拉下来的同时，也把本该永远矗立于精神世界的厚重和永恒打碎了。到这时，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民族还有什么不能够和不应该打碎的吗？至今仍然矗立于我们的精神世界，需要仰视的东西还有吗？没有崇高，我们还有方向感，有生活的意义吗？总是在浮躁和过度娱乐化中乐不思蜀，不能创造新的文明，不能站到人类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实现真正的崛起吗？
　　
　　一般来说，社会的进步建立于对旧的打破，正所谓不破不立，尤其是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许多建立于农业文明或者建立于封建思想和封建体制基础上的权威必须打破，这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与走向。问题在于打破什么，如何打破，是打破中建立，还是先建立后打破，是打破腐朽，还是打破一切，切断血脉，这期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对文化古迹的保护为例，为什么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去保护断避残垣？拆除旧的建设新的不是更好吗？不能！人的心理无法接受。因为模仿的结果只能是历史和文化失去根，人类的文明创造失去有形的载体，因而人类的精神和灵魂便失去寄托。所以说，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我们确有一批人以暴发户的心态，一种有失文化底蕴的行为在进行着所谓的建设，结果剩下的仅仅是回忆，而难以找到精神归宿。
　　
　　精神世界树立起权威，带给人的是负重感，因而不再有无约束下的放松，然而，一个失去权威和厚重的社会，究竟还能走出多远和走到哪里去呢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信息和现象：一位政府官员感叹和痛惜有的政策出不了中南海；许多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措施在地方或部门利益面前变得苍白无力；许多网民到了虚拟的世界，一任情感放纵，一段时间里甚至把那些原本矗立于我们心灵中的精神雕像拿出来揉碾、打碎，似乎惟打破权威，方可发现自我，成就自我……。
　　
　　然而，在我们畅快于“我骂你了，怎么着”时，在我们欢呼平民时代来临之时，有一天蓦然发现，我们已经走到了不知自身所处的方位，失去了方向感的尴尬境地，我们开始为自己精神世界的困顿和虚无而焦虑，于是那个古老的命题又浮现出来：我们是谁，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否需要建立起一座高耸的精神大厦，一种需要怀着虔诚去信仰，去追求的核心价值。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经济与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中华民族要实现跃升，建立于封建基础上的人文生态，都决定着民主进程不同于西方，这种情况下没有组织的权威，领袖的权威，理论的权威，要凝聚强大的社会力量是很困难的。或者说没有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多元只能导致社会的紊乱。没有权威的社会，就如同失去法制的民主，带来的只能是相互的冲撞，而非权益的获得，而丧失权威的社会，大众因精神世界不再拥有厚重和永恒，不会拥有前进的坐标。实际上，存在于政府行为中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实质上也是权威丧失的表现。没有权威便不能凝聚更大的社会力量，便不能形成精神的聚焦点，而失去了这些，对于矛盾积淀众多，且短时间内走过西方上百年走过的几种社会形态的中国来说，结果该是什么呢？
　　
　　以社会现实分析问题，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富裕之时，自杀率却名列世界前茅？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社会最开放，创新能力最强的深圳却成了中国自杀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是社会转型必须承受的代价，还是我们的精神世界缺少了什么？等等。人为什么自杀？在什么状况下会自杀？一般来看，当精神压力大到濒于崩溃状态，如果此时得不到缓解，找不到的精神寄托，结果就是自杀。包括社会变革剧烈、发生大的非人力能够控制的灾难、社会矛盾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等等，都易于导致精神出现蜕变，甚至是畸变。这种情况更多地是出现于社会出现转型，经济出现飞跃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如果我们的心灵深处不能确立起神圣和永恒，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时代，在各种思潮剧烈碰撞下我们必定失去方向感。
　　
　　权威是什么，其表现于哪些范围和领域？我们该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权威或怎样建设这种权威？或许又到了需要作出正确判断和具体行动的时候了
　　
　　认识并确立权威，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权威。权威实际上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更大影响力的人或者事物，权威一旦形成，便直接或间接，显形或隐形地影响着人的心理，影响着人的价值判断和走向。今天我们强调确立新的权威，不是回到封建时代，制造一个图腾，让人在精神依附中丧失自我，而是确立一种价值追求，找到共有的精神家园，以获得精神依归，保证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政治集团和全民族拥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坐标。如果作出具体分析，这个时代需要的权威应包括：
　　
　　第一，民族共同信仰和核心价值的权威。多元价值观或多元文化并存，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走向，是社会开放的必然结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仅仅是对多元的宽容是不够的，一个成熟而又和谐的社会，除了允许多元并存，还需要塑造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换言之，只有在社会中确立起更多人认同和遵循的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的信仰与核心价值观。进一步说，要保证我们的集团和社会不因民主的扩大，不因官员理念的变更出现紊乱，出路在于精神世界要有值得仰视的内容，就政治集团来说共同的信仰信念，就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则是共有的核心价值观，一种足以达至人类道德和精神制高点的核心价值观，保证大众为崇高而景仰，为价值和意义而躬身实践。
　　
　　第二，民主与法制的权威。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人与人的平等，法治则是一种由公共意志而形成的强制力，具有天然的权威性。民主法治的权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即通过共有的规则规范着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行为，正是其本有的意义、价值和作用，而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首要特征和本质内涵，是推行宪政的应有之义。强调民主法制的权威，也是时代潮流与人类发展规律的要求。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公民的维权意识、参政意识和热情将呈几何级增长。正如西方人所言，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以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产生出来的事便是民主、平等与权利的诉求。同样从实践中得知，如果民主没有法制作保证，可能带来无序，而不是效率。由此可见，二者是相伴生的符合时代要求的。
　　
　　第三，执政党和领袖的权威。香港有媒体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领导者不再是权力的拥有者，而是权力的执行者，是13亿人口的“职业经理人”，既然没有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领袖拥有的解放者、“大救星”的权威，就只能通过平衡、沟通、协调来进行。面对这种客观存在与社会发展趋势，对于拥有封建统治数千年，骨子里有着强烈的权威依赖的民族来说，科学处理政党及其领袖的权威与民主平等进程相适应很有必要。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执政党及其领袖的权威不可或缺。
　　
　　既然权威重要，那么新的权威该如何产生？走传统的老路？显然不行，今天中国已经走向了宪政之路，开放的社会已经使民众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大批富有独立人格的人已经逐渐形成，这种情况下，采取原有的形式和内容确立权威已不可能。或者说，在社会多元化和开放性的时代，仅靠体制内的力量来建设权威是不够的。过去我们有过权威主义时代，尤其是封建时期，皇权到了决定他人生命的程度，即使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权威也是非现在所能比拟，这种权威源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公权力的刚性，另一个是封闭性导致的盲从，当然，也有信仰信念的作用。
　　
　　结合政党及其领袖权威的产生分析问题。其权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集团的组织力和执行力，即其对社会拥有的主导能力，另一个是执政党内成员的廉洁勤政，是最大限度地为人民谋利益。其领袖的权威则更多地产生于人格魅力而成就的非权力影响力。党十六大选出的领导人胡锦涛，他亮相时的第一个动作就具有征服力，即以鞠躬的方式答谢在场的代表。一个细节折射的是胡主席对权力的理解，反映出的是他的执政理念，从中我们未必不可以说有着当年华盛顿交接权力的风范。当时华盛顿依照杰斐逊以及其他开国元勋对新制度的理解和想象，及其对权力、责任和义务的深刻理解，向议员们鞠躬，议员们手触帽沿还礼。事实上，后来胡锦涛总书记的许多行为都与此相一致，包括让人将合影用的比人大的椅子调回相同，把“首长”的标签改为胡锦涛；他将处理事故的新闻稿中将领导“亲自”前往，改为“赶赴”现场……。十八大后习近平推动的中央8条新规，及其一系列行为更展示现代政治家的理念和风采。所有这些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或许这就是一种新的符合时代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