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又是一片喊“杀”声。郭德纲的“家”事惹出成群的义愤填膺者，数落他忘恩负义，揭批他行为不洁。郭德纲耍嘴皮出身，对这些声响也早都熟络，或者还会在心里暗自哼一声“小心打你丫的”。
　　
　　与朋友笑谈此事，厌烦网络上这类的“斗狗”游戏，脱口说一句，索性把他“封杀”了事，随便的态度，和想拍死一只烦人的苍蝇无异。说完话，自己倒开始害怕，我也“杀”性毕露了！郭氏甫一出事，媒体上就开始有“封杀”的声音，并随着事态发展渐次响亮起来。媒体喊“杀”，我们看戏，这些年来大凡如此，习以为常了。只是到了今天，我们也开始跟着喊起了“封杀”，这算不算“以天下为己任”的进步。
　　
　　我无意纠缠郭德纲，仅仅是小心翼翼地看着是不是会真有“封杀”大棍砸在他头上，是不是砸完之后，他能学会低眉顺眼，是不是我们心里会偷偷乐上一下。实际上，我们都已经习惯站在“封杀”这根棍子一边了看热闹了。
　　
　　赞同强者，符合基本的人性。我们都想有根棍子，尤其当我们心中对挨打的人有某种不能明言的不忿时，喊“杀”声一起，大家欢呼雀跃，这种叫喊很快就变成另一种娱乐。叫喊“封杀”，也“润物细无声”地浸入我们这些撮尔小民的潜意识中间。
　　
　　对于媒体而言，“封杀”是一种很快慰的游戏。特别在这样一个泛社会传媒气氛中，追求功名的人唯恐抱不上媒体的大腿，得之则器宇轩昂，失之则气沮神丧。媒体深谙其中奥妙，大众也乐于参与这场游戏。“捧杀”和“棒杀”都是这个游戏中很关键的部分，不同的是，这些游戏以前是媒体带着大众来玩，现在我们这些普罗大众开始主动要求参与，站在台下喊“封杀丫的”，让他嚣张。
　　
　　我们为什么也嗜“杀”成性了？这是我突然感到害怕的原因。传媒所拥有的“杀”人大棒，不知不觉分发到每个人手中。人性善恶这个时候几乎都不用争论，手里仅仅握一根虚拟的棍子，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惩罚别人了。芙蓉姐姐挑战我们审美底线，我们喊过“杀”；凤姐挑战我们的知识常识，我们也喊“杀”。喊“杀”之声，上达云霄，下及九泉。之前的“封杀”声音出现在文件、公告和媒体上，今天的隆隆“杀”声是我们自觉的行为。
　　
　　这种自觉的“封杀”声背后，隐藏着一种悖离的情趣。行为自觉，并且在一种振振有词的理性状态下进行，喊出的声音却着不容分辩的力量，这种看上去很理智地要求封杀过赶杀某个人或某种人的行为，让人感觉熟悉。感情强烈到必须“杀”之而后快，应该是某种行为已经触及我们的底线。只是看看那些叫喊着要“杀”的对象，似乎却没有必死的理由，只是让人们心中某个敏感的地方不舒服了。在人类的历史上，二次世界大战钱的德国民众，几乎已经达到了这个层次，那个以理性和出产哲学家著称的德意志民族，曾经在这种一致的喊“杀”声中集体对犹太人犯罪。今天我们在媒体怂恿下的暴力狂欢，庶几达乎此类了！
　　
　　红人凤姐风闻有封杀降临时，她表态，封杀没问题，但有三条原则：第一需要提前告知何时开始封杀；第二要让我明白，为什么我被封杀；第三，封杀我有何法律依据。与之前扭捏作态相比，当时的凤姐异常冷静与理性。是不是要考虑，郭德纲的“家”事，为什么没有转化成为新闻伦理的讨论，没有变成对名人言论自律的反思，甚至在“封杀”一语出现后，没有变成大规模辩论媒体权力和公共心理的关系，而是杀声四起。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凤姐征婚的对象为何一定是要精英阶层且具有国际视野的人士，她比我们更加清楚和明白。我们还没有学会理性、冷静的思考问题，不管是对于外界还是自身，我们的眼神里还是充满了蒙昧时期空洞、苍白。
　　
　　小时候顽皮，上树捣蛋，被老师揪下来。这是一次影响恶劣的事件，成为所有孩子的坏榜样。老师教育我很有条理，首先通知我要罚站一周，然后告诉我为什么要罚站（给大家带了坏头），最后告诉我是依据学校保护学生安全的规定。我心悦诚服。很庆幸当时的老师都还是心理健康的，没有冲过来撕着我的头发将我驱逐离校，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