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则令人痛心的消息：一位93岁的名叫田淑峰的抗战老兵，因患肠梗阻住进济南市立三院进行治疗，在缴纳了8000元医疗费用后，老人无力继续缴纳住院费用，医院给老人采取了停药措施。幸亏此事被当地媒体设立的“敬礼，老兵”老兵专项救助基金会获悉，为老人送去11000元专项救助金，解了老人燃眉之急。（9月10日《山东商报》）

　　我不想谴责医院的冷漠，也不想对媒体发起的民间救助行动大唱赞歌，只想就老人对媒体记者初访他时发的感慨：“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是个罪人，至死都没想到过会有这一天（被承认）。”说说我的感慨。

　　作为原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部骑兵师的一名骑兵，田淑峰先后参加了卢沟桥战斗、台儿庄大战等着名战役，并在对日作战中负伤，应该说，老人是功臣，是民族英雄，却怎么会自认是罪人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国军老兵。由于国共纷争的缘故，1949年后，大凡隶属于国民革命军阵营的抗战老兵多有这种罪人意识，不管他们在抵御外侮中建立了多大贡献，都认为自己有罪，夹起尾巴做人，轻易不敢暴露曾经的身份和光荣历史，更不会以抗战有功向政府提条件，要这要那。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罪意识吧。有此认识的并非田淑峰一个，包括杭州最后一名抗战老兵钱青、昆明那位蜗居一所公厕旁30余年的老兵陈士麟等在内的国军老兵，大多具有这样的原罪意识。陈士麟因为自知有罪，所以甘愿与公厕为邻，一住就是30多年；钱青因为自知有罪，所以在浙江北部的一个劳教农场，一呆就是十几年，每天干着同样的活：抡起大锤砸石头。及至95岁的耄耋之年，才恍然警觉，大声宣示：活着是为了死去的人说话。足见他想为自己和当年的老战友恢复名誉的心愿是何等强烈！

　　世事之怪，莫过于抗战老兵自认是罪人；但还有比这更怪的是，就是他们周围的人，包括亲朋好友，也总是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有意无意将他们划归为敌对阵营。

　　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今年清明节，我与妻子赴湖南岳阳乡下扫墓，在祭扫爷爷的坟墓时，二哥告诉我，大伯就埋在爷爷旁边，父子同处一穴。说，大伯是滇缅远征军的汽车连长，后随程潜部队起义，解放后定居南宁，后来因为这层关系，被发配原籍，在备受歧视、欺压中孤独地死去，死了连一块墓地都买不起，只能与父亲合葬在一起。听完二哥的述说，我五味杂陈，久久地注视着脚下的坟头，凄苦难言。

　　在回家的路上，我几次三番向妻子追问大伯的往事，她说因为年纪小，已不大记得大伯落难的情节，只依稀记得，每当大伯向她招手以示亲近时，年幼的她总是退避三舍，逃之夭夭，因为受大人影响，孩子们也早已将他们视为牛鬼蛇神，避之唯恐不及。

　　闻听此言，我不禁仰天长叹：何其不幸的抗战老兵！生前，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死后，连属于自己的一方墓地都没有。即便在今天，大伯的墓还是老样子，没有墓碑，没有政府机关和学校送的花圈，什么都没有，惟有坟头上的萋萋荒草在无言地倾诉着墓主人的不平。

　　田淑峰的罪人意识令人好生伤感，大伯生前死后的遭遇让我切身体会到，政府应该尽快为抗战老兵恢复名誉。虽然今年7月，民政部在回复港区人大代表递交的议案时称：应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会保障，在举办纪念抗战胜利等重大活动以及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时，建议当地党委，政府邀请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并予以慰问。但由于这是则议案回复，缺乏红头文件的行政强制性，执行效果不理想。这由田淑峰的遭遇为证：保障没实现，名誉也没恢复。

　　为此，我建议，要将老兵纳入社会保障，首先得恢复他们的名誉。无论他们属于何种阵营，只要抗日有功，都要将他们当作抗日英雄来推崇和宣扬，在举办“8 15”、“9 3”等纪念抗战胜利或者国庆阅兵等重大活动时，政府不但应邀请抗战老兵参加，还要让他们成为庆典主角，就像欧美国家举办诺曼底庆典、俄罗斯举行胜利日阅兵时那样，让老兵们胸挂勋章，登上主席台，接受国家领导人、检阅部队和万千民众的敬意和礼赞。时机合适时，建议国家设立抗战老兵纪念日，以表彰他们为抗战做出的重大贡献和英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