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受“多一克温暖”活动的邀请，特写此文。在2014年教师节来临之际，与网易、邓飞公益项目暖流计划、海澜之家共同发起关爱乡村教师以及贫困学生的公益活动。希望各界，有钱出钱，有物出物，为贫困学生和边远落后地区中小学老师捐赠羽绒服，度过寒冬。 本文主要针对如何加强均等化教育问题，提出个人意见。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消除学生、学校和老师的贫困现象。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进入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未来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把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办法很多，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教育的现代化和均等化。正确理解教育的重要性，理解教育非均等化的负面作用，是当前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然而，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迫切的任务，就是大家先行动起来，一起来关爱乡村教师和学生，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学校。

非均等化教育的困惑

教育现代化只要投资，科学的管理就可以做到，实现起来相对要容易一些。教育的均等化，就目前的社会文化生态来看，是最困难的。

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别，城市发展的差别，城乡的长期隔离，加上政策缺乏有效的导向性，是教育非均等化长期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的几大原因。

要提高教育的均等化问题，就必须从这些体制机制问题着手，让国家、社会和民间组织都来关心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

有人认为，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那里的资源短缺，经济不发达所致。这些人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侧面，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却是这样的：越是落后的地区，教育越落后，而教育的落后，才是经济落后的主要动因。

农民工和农村教育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一个现实的例子。我专门采访了一位35岁的农村刘姓妇女，她家住重庆市奉节县草堂镇天池乡。她已经生了3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14岁，一个12岁，一个女孩5岁。两个男孩留给她的婆婆在农村里带着上学，她带着女儿在奉节县城的一个文具店打工。

为了生存，一家五口，分为三处。有钱人家的所谓天伦之乐，与这个家庭似乎只有在春节老公回家的时候才可以享受到。这是2亿多农民工的普遍问题，绝大多数农民工的老婆，都无法得到丈夫爱与性的人生基本需求，近8千万的留守儿童也常年得不到亲生父母的关爱和教育。

通过朋友，8月7日晚上，我给她打了很长的电话，简单说明我为什么给她打电话的原因。小刘说她小学都没念完，不过，普通话却说得不错，除了个把字听起来比较费劲以外，我们的交谈很顺畅。

我问了她许多问题，第一个就是她超生被罚款的情况。她说，“生第二个小孩的时候被罚2千元。生了第三胎，村里到现在换了三个领导，每换一个领导，就罚一次款。4年前被罚1万元，两年前被罚1.2万元，今年5月份被罚1.4万元。每次罚款，都只是写了两个字，没有正式的收据，更没有什么发票。今年的罚款，连字条也不打了，找村长说话，他说9月份才能给她打条子。”

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家庭和村里的情况。她说，“她35岁，老公34岁，公公婆婆都60多岁，爸爸妈妈也是60多岁。老公在浙江打工，每月4-5千块，公公在北京帮人家看工厂大门，每月3千多块。爸爸在上海打工，每月也是4-5千块。婆婆在家里看两个男孩，加上种一些农作物，主要是用于养猪。妈妈在家里帮弟弟看一个5岁的小孩，弟媳妇和弟弟在外面一起打工。”

“我们这里的主要劳力都外出打工。老人和小孩留在家里，小孩读小学的时候，可以在村附近，走路不是很远。不过越来越多的小孩离开农村，跑到镇里读书，我的大儿子读初二，二儿子读初一，他们都住在学校里，因为学校离家里的走路距离为两个多小时，而且都是山路。”

我说，“住学校的费用高不高，经济压力大吗？今后对孩子的期望如何？如果上大学，你会怎么办？”

她说，“住学校每人每月一千多块钱，两个人就是两千多块钱。我在县城里工作，因为还要带女儿，每月工资只有1200块，房租就去掉600块，剩下来的钱无法过日子。所以，老公和公公在外面必须定期寄钱回家，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但是，不管多苦，只要小孩能够上大学，我们一定会咬紧牙关，让他们上大学。如果上不了大学，就让他们出来打工，帮家里过好日子。”

我说，“你家里困难，如果没有超生罚款，是不是会好一些？”

她说，“那就会好多了。我们的日子本来就是紧巴巴的，突然罚款就是1万多块，而且，罚了几次，家里实在没办法，到处借钱才能对付过去，然后想办法慢慢还给人家。”

我说，“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你为什么有了两个男孩，还要生第三胎，这样不是给自己曾加经济压力吗？”

她笑笑说，“我也不知道。我们这里生3个小孩的人很多，我也没有想太多。其他人，生4个5个的都有。”

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已故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加利-贝克，在上世纪中叶研究美国妇女经济情况和生育问题时，他认为经济条件好的妇女会多生孩子。如果把贝克的观点运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加上实行30多年的计划生育，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中国妇女的生育问题呢？那就是妇女的教育程度越高，生小孩的欲望就越小。或者说，中产阶层，为了保证小孩的教育和家庭的生活质量，一般都会主动少生孩子，哪怕是取消独生子女政策，这一个结论也是可以成立的。

我9月8日中午，从重庆的三坝广场坐出租车到我住的地方。出租司机每月收入3千元，他老婆在物业管理部门，一个月3千多元，一个男孩在读高中。我问他为什么不生两个，是因为计划生育吗？他说，“家里已经有一个建设银行，还生两个，活不了了。”这个司机用重庆话说的“建设银行”，让我有点晕。后来才知道他非常幽默，指的就是儿子。他说，读三年高中4万多，今后读大学、取媳妇，血本还在后头，一个孩子就足够了。

多生孩子的妇女，要不就是家里特别有钱，要不就是穷人。富有的人想多生孩子是因为养得起，也能保证小孩的教育质量。穷人想多生孩子，是因为对小孩接受教育程度没有确定的期望值，甚至没有考虑到小孩能否上大学的问题，且生且等着看。

上面所说的小刘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她没有明确的期望，要求孩子能够读多少书，她只是和任何中国家长一样，只要小孩能读书，就尽可能去让他们读书。

穷人家庭多生孩子的愿望也可能是文化传统，希望多子多福，也希望其中某个孩子能够有出息而改变家庭的命运。最低的要求，就是家里多了一个劳动力。

城里人过好日子，主要是靠读书，然后找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农村人要过好日子，靠的是苦力活，靠的是家里有足够的劳动力。

这样的一种文化习惯，我们不能怪农民不遵守生育政策，我们只能怪教育体制的不完善。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城乡的教育质量差别巨大，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一道屏障。

农村落户的教育面貌

落后农村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是教育资源，包括老师数量和质量，以及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小孩受教育的程度和质量，从一开始就输给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小孩。其次是高考体制，就业生态，严重歧视农村人。

在发达国家，例如英国，城乡差别早就不复存在。小孩从4岁开始接受全免费教育，一直到18岁，总共接受14年的免费教育。尽管中国目前已经全面实行9年制的义务教育，但是，义务教育的年限和内涵，与发达国家的差别还很大。同时，国内的中小学质量差别，比发达国家的差别要大得多。在英国的任何地方，不管什么家庭背景，哪怕是外国留学生的孩子，都可以享受这样一种全国标准化的免费教育。老师的薪酬，不会因为地区不同而不同，教师的质量，全国都是统一的考评和录用标准。

现阶段，我们不敢指望中国800多万的中小学乡村教师可以享受同样的工资待遇，有同样的教育背景和质量要求，更不痴望他们能够与上海和北京的老师一样享受同样的工作和薪酬条件，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去改变目前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和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局面。

统一全国的教学质量，统一老师的质量和薪酬，不仅可以加大教育改革和效率，而且，也是缩小城乡差别的基本步骤。把乡村教师，乡村学校的质量、待遇都统一起来，是挖掘人力资源，提升全民教育素质的前提。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对如下几个地方的中小学校老师和校长进行了电话采访。第一是广东省揭阳市（我的家乡）月城小学，第二个是陕西省兴平市双王村小学，第三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县的城镇初中和小学。采访以后，我得出如下一些让人震撼的初步结论。

首先，中小学老师的工资太低，一般很难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是老师不安心本分工作，留不住、找不到好老师的致命问题。月城小学300多名1-6年级的学生，25位教师，女教师占80%。也就是说，男人很少愿意当小学老师，他们忍受不了每月2000元的工资收入。同是揭阳市，市属的同级别老师，工资收入可以翻一翻。当地的农民工收入为每月3-4千元。有两个男老师，必须自己开网店，或者私下开钢琴室，才能维持生计，才愿意留下来当老师。

罗城镇初中，一位有一级教师资格的副校长，近30年的工龄，月薪3000元。他说新的老师扣完各种保险费用，实际拿到手只有1200元。罗城镇小学高级教师、工龄28年的优秀教师工资2400元。其它许多老师工资不到2000元。当地民工的工资收入3000元。覃老师说，他是副校长，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好老师。有几次把大学毕业生招来了，他们在办公室坐不到两个月，人就走了。走的人丢下的话很简单，我们的工资远远比不过农民工，这样教书还有用吗？

农村中小学面对的第二大问题就是学生人数急速减少，管理落后，大多数老师缺乏教学的积极性，流于应付差事。

罗城镇初中的人数，5年前900多人，现在只有不到600人。罗城镇小学10年前1000多人，现在只有200多人。我访问的老师说，学生减少的最大诱因是计划生育。就算罗城是个落后的农村地区，现在大多数家庭只生两小孩，以前是3，4，5个小孩的都有。由于这两所中、小学属于镇属学校，有的学生想办法跑到县属中、小学。乡下的小孩，想办法跑到镇级小学。形成了县城抽空镇、镇抽空乡的现象。其主要的问题，就是小孩少了，还有少部分小孩跟随父母到外地上学。

罗城镇小学的韦雨苗老师，一说起学校的管理，就控制不住她的感情，看得出来这是一位长期热爱教育的女教师。她说，“我1986年中师毕业，就来罗城教书。工资是涨了不少，但是，学校还是涨的比社会慢。我现在是学校最老、级别最高的老师，每月也就2400元。学校的硬件，说实在的，改善了不少。我们也有电脑、钢琴、电教设备，但是，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主要是领导和老师，都没有这个积极性。现在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多余的老师，只能轮派到各个乡村去教书。我已经去过5个不同的乡村小学，那里上课基本上还是用粉笔。大家没有想如何去用ICT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