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批评家朱大可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痛心疾首地说:“我现在基本不读文学作品，我跟文学的离婚已经无可挽回。这不是因为我辜负了文学，而是文学辜负了我的期望”，“由于文学本身的严重退化，优秀批评家大多离弃了这个领域，目前在这个行当里行走的多是一些二三流的角色。”时隔多年，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不但没有写出多少像样的批评文字，而是像文字清客一样，伺候在某些著名作家身边，甚至不惜为了区区几百元的红包，自辱其身地写出了成吨成吨的文字垃圾。 

对此，有的批评家就像窦娥喊冤似地说，批评家为作家审读作品，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区区几百元的红包，只不过相当于批评家的劳务费和辛苦费。有谁知道，当今的批评家们，已把自己等同成了替人看相的算命先生。试问，哪一个算命先生看相图得不是钱?但是，谁都知道，算命先生看相，首先必须要摸准算命者的心理，知道算命者想听哪方面的好话，“算得”越令算命者满意，才能得到更多的钱。倘若算命先生没有这种胡言乱语，把假的说成真的，子虚乌有，甚至为算命者“逢凶化吉”的本事，那么就休想得到任何实惠和好处。

何东先生在其新著《胳膊拧得过大腿》中讲述了一个有趣的红包批评的故事:一次，何东先生作为旁听客，参加了一个小女人散文集的“研讨会”。那天，聪明的女作者不知从哪儿傍到了一位大款，专门出钱为她包办了这台很排场的“研讨会”。当何东先生赶到会场，屁股还没坐稳，就有一位负责会务的半熟脸先生，走上来很亲切地对其耳语说“发言，赶紧发言!”何东先生不解地忙惊问:“为什么非得发言?”那位半熟脸先生环顾左右低声说:“发言，给钱!”何东先生又问:“要不发言呢?”他摇摇头说:“不发言就不给钱。”于是，何东先生再环顾四周，只见许多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对各种作品发议论做评价的著名批评家们都争先恐后地发言，而且全是毫无保留的溢美之词。

如此“研讨”之后，结果却也没有真的给钱，原因是上级刚颁下新文件，凡召开发布会和研讨会一律不得发红包。最后是所有到会的“著名”评论家，全被领进临近一家小百货店，给每位“批评家”一人买了一条蓬松棉大花被，还附加一个带扣盖的高级垃圾桶。何东先生为我们掀开的“冰山一角”，让我们看到，区区一点蝇头小利，就轻而易举地将我们的批评家们击倒了。

如今，我们的许多批评家仿佛都变成了歌手。翻开当今的报刊杂志，我们看到的，到处都是批评家们连篇累牍，为一些著名作家唱出的一曲又一曲的赞歌。难怪有人将某文学批评杂志戏称为《当代作家表扬》。在这个世风日下，人心浮躁的年代，有多少批评家能够面对金钱这样的“美女”心如止水，坐怀不乱?吵吵嚷嚷的中国文坛，到处都是批评家们集体的吆喝声。有几个批评家能不围着书商们的指挥棒转?

某书商在《狼图腾》“编者荐言”中忽悠读者说: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惟一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的“旷世奇书”，阅读此书，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享用不尽的关于狼图腾的精神盛宴。在书商和新闻媒体的爆炒之下，著名文学批评家孟繁华和某些企业家和歌星们一起，蜂拥而上，集体起哄说:“《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又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显然这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

如此的天花乱坠，恐怕也要将那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老头们吓出病来。请教孟繁华先生，《狼图腾》这样的“大书”究竟有多大?难道它比鲁迅先生那些唤醒国民精神的作品更优秀?难道它比《天方夜谭》更神奇?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先生在其《咀华集》跋中说:“一个批评者应当诚实于自己的恭维”。在《咀华二集》跋中，李健吾先生又进一步强调说:“一个作家为全人类服役，一个批评者亦然:他们全不巴结”。

遗憾的是，像李健吾先生这样的批评家可说是太少太少了。著名作家残雪在其《残雪文学观》一书中一针见血地说:“如果我们的批评家不是像现在这样违背良心地胡说一气，他们早就应当指出文学的水平已下降得不成样子了。我认为《人面桃花》是格非写得最差的作品，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写那样一个东西”，“我认为谢有顺等人对这部作品的批评是伪批评。他写这类批评文章时也没有任何真实的冲动，只有一种自以为自圆其说了的沾沾自喜。近来这位青年批评家经常使用‘内心’啦、‘精神’啦这一类字眼，但是他的逻辑是非常混乱的，文章是经不起推敲的”。

当今的中国文坛，“表扬家”之多，可说是前所未有的。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刚一出版，许多批评家在对小说中的方言土语都还没有弄懂的情况下，就云里雾里，海阔天空，接二连三地发出了一片叫好声。根据笔者多年的阅读和观察，著名作家贾平凹几乎每发表一部作品，谢有顺都会抚膺高蹈，情不自禁地大肆赞扬，甚至不惜将贾平凹的作品吹捧到了极至。而对于《秦腔》中的屎尿弥漫、黄段子泛滥、结构拖沓、人物混乱等创作弊病，谢有顺们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咬定青山不放松”，长年累月不断的吹捧，谢有顺才被贾平凹称之为鹰，可以飞得很高很高。

如果有人问:当今的文学最怕什么?笔者以为，最怕的就是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勾肩搭背，以次充好，欺骗读者。在表面的热闹之下，文坛早已经变成了演艺圈，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和炒作已成为了众人皆知的潜规则，那些不愿堕落和一味吹捧的批评家们，恐怕早已被文坛潜规则给无声地“潜”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