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与海裔及其女友徐亮一同前往孝贤坊柯府小聚。席间谈及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与连续性，忽悟自己在中庸书中所说的当下地接纳天下、个体地接纳全体，正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奥秘。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将自己的精神血脉散殊在日用道艺之中，例如在太极拳、武术、琴（围）棋书画、中医、饮食穿衣等等。从而使得他在遭遇诸多大的变故之后，犹能复兴振起。庄子思想的魅力就在于他把由圣贤体现的内圣外王之道转化为庖丁解牛等等诸多普通人生活的日用常行中。中庸所谓的庸言庸行，即成为承载道术的资具。如此众多的“中介”只要其中若干能够掌握人，则斯道便不能断绝。所谓即使道之不见于天下，亦可存之于身。正是此意。汤因比谈到那么多的文明类型，除中国外，无一不断绝，唯独中国独存，其密盖在于斯。　　

　　
　　我想起了福柯的监狱图，身在外围的人们处在中央高塔的监视之下，一言一行均不得不受中央高塔的节制。空间的不同错落，导致了权力关系的渐次内化，最终而至不用甲兵而能屈人，此处屈人，乃在于乃化后的自屈也。礼乐文化虽不能强按照此一学说来理解，毕竟有几分神似。神似之处就在于“内化”二字。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并倾心于此，就是这个道理。宇文所说“中介”，在福柯的意义上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作为权力的知识（制度、技术、日用伦常）”，越是细密、精致入微，就越是有弹性、有力量。前两天读《日本论》，深为戴季陶所谓“武士道本乃奴役工具，后来则发展而为制度，为道德，为信仰”所感动。中山先生举旗号称必须信仰，必须自信，方才能有所立，有所拒。我们这一代人，有太多的不自信。不能（本质上是不愿）从日用伦常出发来关注民生、政治问题，这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骄矜病。

　　另外，八十年代的许多学者视这些“中介”为阻碍的力量，所举旗号已是和五四差不多。但实际上的出路，在我个人看来，却是在众多中介中寻找可以开创的地方。宇文在典籍上的功夫，可以为我们多指点一二。

　　
　　其实何止是内化,重要的还有外化,外化也许就是所谓的中介,这　　个中介引导人们自发自觉地去内化。从内到外，所有的事物，无不是具体而微地成为教－化的力量，这是一个文化高度成熟的征兆，但同时也是其高度衰微的征兆。

　　外化引发内化，内化要求外化，遂得以成为一个相互指引的境域总体。这与希腊追求边界的空间思想很不相同。在西方只是资本主义才彻底摧毁了纯粹空间的理想，资本主义在其成熟阶段把一切都带入境域总体的相互联系中。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成为冰冷冷的事实。


　　这是一个文化高度成熟的征兆，但同时也是其高度衰微的征兆。

　　宇文以为解决的出路在哪里？


　　化臭腐为神奇的政治智慧。内外与外化连为一整体时，整体的生命力强大，总是能借助于某些“中介”阻碍自己的解体，甚至在极端衰弊之际，通过某些“中介”延续自己的生命。资本主义如此，中国文化亦如此。我曾将这一总体界定为“文”，而转化的力量则在于“德”。这是就人的生命而言的转化枢纽。


　　我可否理解为“德—政”文化？如何能保证政治智慧为“德”？又如何保证“中介”不为不道德的政治所用呢？


　　我觉得这里的关键还是人的培养教育问题。尤其是少数人的培养教育问题。2月1日与一些朋友讨论时，曾有朋友指出教育成本的问题。古代的教育是君主的教育、士君子的教育，将教育集中在少数人那里；今日的教育是普及、推广教育，是一切人的教育。这在政治与经济的考量上很不一样，成本不一样，效益也不同。为什么古典的政治思想家往往不遗余力将政治与教育联系在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