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电报道，1993年，中国文坛先锋派作家余华，携其扛鼎之作《活着》，另立门户，成立了装B先锋派。中国文坛装B派的前辈高人，如杨朔、鲁迅、郭沫若等，纷纷从地府发来贺电，希望余华能够再接再厉，将装B事业发扬光大。
　　
　　杨朔者，何许人也？
　　
　　我不知道，对于这种装B之人，我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只是在上学的时候，我读过一篇他写的名为《荔枝蜜》的装B文章。好象这篇文章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学课本里，仍然在毒害祖国的花朵，着实可憎。
　　
　　《荔枝蜜》这篇散文可以说写得相当优美，对于不谙世事的学生来说，确实是一篇文笔不错的文章。但是，当我知道这篇文章写作于1960年的时候，我只剩下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恶心。
　　
　　1960年肿么了？
　　
　　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写到：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
　　
　　胡绳这句话已经说得很婉转了。
　　
　　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你杨朔还能有心情去歌颂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
　　
　　据说，杨朔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算是死得其所吧。
　　
　　中国人以死者为大，不多说了。
　　
　　一直以为鲁迅不过是一个愤青，没有注意到原来他还是一个隐藏的装B高手。
　　
　　鲁迅的文章，上中学的时候，课本里很多。诸如胡适、梁实秋、顾颉刚、段祺瑞、杨荫榆等人，统统被他骂得狗血喷头。但是，这些人在我心目中，最最起码不是坏人。这些人或为人，或为学，或为政，都有让人钦敬之处。鲁迅把他们一股脑都骂了，说他是个愤青，当不为过吧。
　　
　　但我一直没有把鲁迅和装B联系在一起。最近，在网上读了一篇文章，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该文提到，鲁迅作品洋洋洒洒，大约六百万字，其中竟然没有骂过日本人。鲁迅死于1936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很多现代学者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应该从1931年算起。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应该始于甲午战争。在这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军国主义者，就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
　　
　　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那个见神骂神，见鬼骂鬼的鲁迅，竟然没有只言片语去骂日本人，难道不是一件咄咄怪事吗？鲁迅为什么不骂日本人呢？还不是那句老话，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然后呢？装B！
　　
　　郭沫若的装B事迹，知道的童鞋应该很多了。
　　
　　先来看看郭沫若填的两首词。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这首词作于1976年5月12日。时隔不到半年，在1976年10月21日，郭沫若又作了如下这首词。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那个特定的年代的幸存者，有谁没有装过B呢？不装B如何能够生存下来呢？但是如郭沫若这般首鼠两端之辈，也是不多见的。
　　
　　在政治上的摇摆是可耻的，但毕竟还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不过有些事情，却是让人难以理解的。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先后在文革被迫害致死，其第二子郭世英在1968年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之后坠楼而死。其第四子郭民英在196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因文革中精神受刺激而自杀。二人死时分别只有26岁和24岁。
　　
　　下面这句话是我从网上抄来的：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的泪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郭世英生前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
　　
　　什么悲痛！？什么毅力！？什么哀思！？装B！！！
　　
　　要知道，造成郭沫若两个儿子死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在此前此后，郭沫若一直在中国的政坛上屹立不倒，对于文化大革命，除了高调紧跟，坚决拥护之外，还做过什么吗？
　　
　　郭世英死的时候，郭沫若已经是一个76岁的老者了。我们看不到，他作为一个父亲，有任何反抗的举动。除了装B之外，他还干了什么呢？生命对于一个如此高龄的老者，难道还有那么重要吗？难道正如其装B后辈余华所说的，活着仅仅就是为了活着吗？
　　
　　1978年，郭沫若寿终正寝，享年86岁。
　　
　　装B之大者，舍郭沫若其谁！
　　
　　同样是文人，同样在那个年代，却有很多人有勇气选择不装B。
　　
　　如何才能不装B呢？惟有死亡，以死亡作无声的呐喊！
　　
　　《一朵野花》：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藐小，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这是陈梦家先生在1929年1月写作的一首小诗。而陈梦家先生也正是这些宁死也不装B者中的一份子。虽然他们已经长眠了，但他们的精神却会永远留存下来，这才是真正的民族精神的传承！
　　
　　文人最重是风骨！
　　
　　改革开放之后，装B的难度越来越大了。既然高压政治已经一去不返，人民的思想不再受到禁锢。装B者虽仍如过江之鲫，但大多不过昙花一现。
　　
　　近几年来，装B者纷纷改作学者装扮，堂而皇之地走上电视讲坛，借助电视强大的推广力，如歌坛明星般迅速窜红。可惜，电视虽然让这些装B者红得很快，但一样臭得很快。讲历史的不尊重历史，只凭个人主观臆断；讲《周易》的只会算卦，连《易经》都读不懂；讲老子的连无为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提读通《道德经》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此学者，只能是把中国学术界的腐朽与没落充分地暴露给电视观众，除此之外，也就只能是装B而已。
　　
　　诸如郭沫若之流，能够一统文坛的装B之大者似乎不会再出现了。
　　
　　正当中国文化界的装B学派没落之际，余华挺身而出。
　　
　　余华的文字，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读过；读过《活着》之后，也不会再去读了。余华曾经说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垃圾上。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同西方相比较而言，中国缺乏真正的文艺批评，更缺乏真正的学术批评。
　　
　　西方的经典是用来批判的，中国的经典是用来崇拜的。西方和中国的学术思想有一个共通之处，都可以被称之为，砖头。但是，西方的砖头是用来垫脚的；中国的砖头嘛，则是用来拍人的。
　　
　　如《活着》这样一部漏洞百出的作品，在网上竟然找不到有什么批评它的文章，即使能够看到的几篇所谓批评尖锐的文章，也都不能切中要害。
　　
　　我提刀上马，斩之以祭我旗。^-^
　　
　　既然《活着》是一部小说，就先谈谈我对小说创作的理解。
　　
　　一部好的小说，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主题，一是情节。但也可以突出主题，忽视情节；或者忽视主题，突出情节。前者的写作难度更大，例如《麦田的守望者》；后者注重情节，但是难出精品，例如大多数武侠小说都在此列。当然，兼具二者是最好的，如此则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
　　
　　先来谈《活着》在情节上的漏洞。
　　
　　其一，福贵和家珍的婚姻。
　　
　　福贵第一次看到家珍的时候，家珍还是一个女学生，于是托人说媒，成就一段姻缘。家珍的父亲是县城里的一个商人，在那个年代，能让自己的女儿进学校读书，已经足以说明了他的开明。当然，即使开明，那个年代的婚姻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即便如此，这样一位开明的父亲，在为自己的女儿寻找终生所托的时候，怎么可能如此轻率呢？仅仅听信媒妁之言，只是因为门当户对，就如此轻易地把女儿嫁出去了吗？难道他竟然能够不知道福贵在县城里吃喝嫖赌的恶行吗？
　　
　　此其漏洞之一。
　　
　　其二，福贵的蜕变。
　　
　　福贵本是一个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地主家的浪荡少爷。仅仅是因为一夜之间赌博输掉了家产，就由此蜕变成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这种可能性存在吗？如果说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夜暴富，例如继承了一笔遗产，或者中了彩票之类。之后堕落成一个吃喝嫖赌的浪荡公子，这种可能性倒是很大的。相反，一个吃喝嫖赌成性的人，怎么可能蜕变成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去辛辛苦苦地耕作土地呢？非抢即盗才是一个更加合乎逻辑的演化进程吧。
　　
　　此其漏洞之二。
　　
　　其三，凤霞一家之死。
　　
　　凤霞是一个生长在农村，从小就参加农业劳动的女孩。而余华给她安排的死因却是产后大出血。凤霞虽然幼年因病而致聋哑，但长期的农业劳动，足以使其身心健康。这样一个女孩居然死于产后大出血，而且是死在县城的医院里。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凤霞的丈夫二喜之死则更加蹊跷，死于对亡妻思念之深？
　　
　　至于凤霞的儿子，余华实在不知道怎么让他死了。于是，撑死了。
　　
　　此其漏洞之三。
　　
　　这些已经构成了《活着》这部小说的大部分情节，言其漏洞百出，当不为过吧。
　　
　　再来看看《活着》的主题。
　　
　　《活着》的主题是余华有意为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政府对福贵的宽容对待。
　　
　　福贵作为一个旧社会的大地主，至少是大地主的狗崽子，而且当过国民党的兵。虽然在解放的时候已经一贫如洗，但是如果把他划为地富反坏右，不会存在任何问题。然而，历经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福贵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以中国之大，福贵这样的漏网之鱼能有多少？
　　
　　这是余华的疏漏吗？当然不是，是其有意为之。余华要说的是，即使像福贵这样的人，党和政府都能如此宽大处理。那么，历次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并没有那么多；他们受迫害的程度，也没有那么严重吧。
　　
　　其二，有庆之死。
　　
　　有庆之死是合乎逻辑的。但是，有庆之死与党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如此死法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有庆不过是一个拍马屁事件的受害者而已。任何朝代，只要是官员，身后都会有一群马屁精。为了给官员拍马屁，损害一个无辜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通过有庆之死，余华塑造了，春生，这个爱民如子的我党的干部形象。总体来说，春生这个形象是可信的。但问题在于，这个可信度是建立在福贵和春生生死之交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福贵和春生的生死之交，春生是否还会如此表现，甚至会不会拿福贵的过激行为开刀呢？
　　
　　其三，福贵几位后辈的死因。
　　
　　福贵的父母以及家珍之死，虽然多少有些意外，但还算是合乎情理。而福贵几位后辈之死，则显得十分蹊跷。当然，这是余华有意为之。我们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就会发现，福贵所有家人的死亡，不管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都与党和政府无关。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作为至少是地主狗崽子的福贵，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和迫害。1960年，中国人口减少了一千万，但是福贵一家却没有死一个人。凤霞一家三口都死在文革期间，但是他们三个人的死因和文革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关系。
　　
　　余华在2004年接受卓越网采访时提到，他想要表达的思想是：当你感受到活着就是活着，非常简单，当你拿起矿泉水喝的时候，你就是感受到活着，当你说话的时候你也是感受到你活着……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
　　
　　果真如此吗？
　　
　　生命的意义是人类永恒的哲学主体。但是《活着》的主题根本与此无关，余华根本就没有，也不想，当然他更不懂得，探讨生命的意义。他想要告诉读者的，只不过是，那个年代的极权政治，对中国人民并没有造成任何实质上的伤害。有些人就是命中注定该死，不要去怨天尤人，能活着已经应该感谢上苍了。
　　
　　余华还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在大体分析了《活着》这部小说之后，我们发现，其情节漏洞百出，根本就是胡编乱造。而这种编造正是余华所谓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只有余华编造出来的东东，才能被他称为真实。
　　
　　而《活着》的主题更是在歪曲历史，当然这也是基于余华所谓的真实。
　　
　　傅佩荣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都是现代人用现代的眼光去写的历史。
　　
　　是为无耻的御用文人的装B宣言。而余华不过是这一装B宣言的忠实的执行者而已。
　　
　　老子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说的是，真和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如果人人都不说真话，或者不能说真话，或者不敢说真话。皆如余华一般装B，或者皆被余华这样的装B者所蒙蔽。我们的世界将会如何？当装B成为一种习惯，当装B成为一种职业，当装B成为一种生活态度。那么，我们的民族还有希望吗？
　　
　　历史是真实的，也是不容许任意篡改的。历史是之前发生的事情，即使是历史的研究者，也不可能完全展现出历史的真实。但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去还原历史的真实，而绝不可能允许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去篡改历史。
　　
　　老子曰：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我们可以宽恕日本人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但是我们绝不会允许日本人去篡改历史的真实。
　　
　　像郭沫若那样肆无忌惮地公然装B，在今天只能是过街老鼠；即使稍加伪装的装B，也很容易被人识破；而余华完美地超越了其前辈，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装B之路，是谓装B之先锋。
　　
　　就是这样一部作品，竟然号称在国内外屡获殊荣，在国外拿了多少个文学奖，又被翻译成了多少种文字发行，果有其事吗？方舟子先生倒是应该出来打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