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阶段的写作者，可以以校园故事为写作题材，他们的作品是写给同龄人看的，《我在大学闯荡江湖》（夏言）、《此间的少年》（江南）、《大四了，我可以牵你的手吗》（黄湘子）等作品的写作者都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对大学校园的认识是在场体验性的，他们以他们的经验写出了大学时代的情感历程，写出了青春期的迷茫与梦想，以及大学里各种有趣的人和事，等等。特别的经历的也可造就一个写作者，腾飞的《我的老千生涯》是一部网上热门小说，在网络上有很高的点击率，这部小说叙述的事件基本是真实的，这是一部由个人在赌场上的特殊经历写就的小说。张海录的《边缘》是一部深受《平凡的世界》影响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显然也是以作者的个人经历为蓝本的，小说的主人公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自己。当然，作为基本的文学常识，小说和个人的经历是不同的，即便是作者自称的自传体小说，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真正的自传，但毫无疑问，题材中的真切感受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是网络小说创作的基础。六六的《双面胶》、《蜗居》写出了多重现实矛盾：婆媳之间的矛盾，高房价对工薪阶层的压迫，城乡文化的差别，政府官员与开发商勾结，年轻的职场女孩沦为政府官员的小三，等等，小说的现实感让众多的读者找到了共鸣点，小说被拍成电视剧有很高的收视率也证实了这一点。

生活是艺术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在生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强调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写作者常常带着一定的政治任务去体验生活。但如胡风所说，处处有生活，题材无重要与否之分，作家不是缺少生活，而是需要对生活的熔炼和发现。网络小说写作者的身份各各不同，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写作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经验，网络写作为多样个体经验的呈现提供了可能。

作为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李可）、《我的美女老板》（提刀狼顾）、《浮沉》（崔曼莉）等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职场的窗子。小说表现了职场的现实规则，让读者把小说当作生活教科书来读，不过这已经是和革命时代的教科书有很大的不同，写作者总结的是个体性的职场经验，阅读者从中可以学到很多的实用技巧。诚如李可在《杜拉拉升职记·自序》中所言：“书应该提供怎样的帮助呢？我以为，好书应该做到集中的提供逻辑的、生动的、有效的信息。所谓逻辑、生动而有效，光是经验分享还不够，这些经验是要容易理解和记忆的，实用的，并且是有意思的，还要周到而通用，能上升到常识甚至原则的境界，以便于人们达观的遵从及现实的获益。”[14]还有很多的小说写作者并没有特别丰富的生活经历，但只要一个人有所爱好，有所特长，就可以写作，并且写出让读者喜欢的文字。蔡智恒的小说内容比较单一，但其独特的个性，理工科学生对语言的奇妙感觉，让他写出一些具有独特个性的语言。天下霸唱喜欢看探索性的电视节目，这为他写作《鬼吹灯》提供了经验基础。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网络小说的写作者多是70后、80后、90后，他们成长的经验与上一代人有很大的不同，这一代人多为独生子女，有更好的家庭物质条件，父母对孩子抚养的方式是放养而不是圈养，孩子有更好的才艺修养，家长对孩子个性的发展更为尊重，他们从小在网络语境中长大，遇到问题喜欢“百度”，而不喜欢问人，他们的知识面更宽，个性发展更为充分，在写作中，也更能不拘陈规，常“以反抗性的、自由创造性的青春活力书写了他们的精神成长”[15]。网络时代，通过信息传媒，真正能做到“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动漫、游戏、国外电影、课外知识，都成为他们写作的资源而被充分利用。失恋的经历也可通过网络被文学性地“叙述”倾诉，鲍鲸鲸写作《失恋三十三天》的时候，当时正在失恋之中，她把自己失恋的事通过直播贴的方式在网络上写出来，获得了大批网友的及时支持，在与网友的经验交流中度过了失恋的痛苦，也创作了一部被读者追捧的失恋题材的小说，并被成功改编成热门电影。

结语

美国学者詹姆逊认为，西方社会在战后出现了“文化转向”的倾向，对应消费时代的来临，先锋文学导向的现代主义文化被后现代倾向的消费文化所取代。“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期（被冠以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种种名称）。新的消费类型：人为的商品废弃；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广告、电视和媒体以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的旧有的紧张关系被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所取代；超级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这些特征似乎都可以标志着一个与战前社会的根本断裂，而在战前，高级现代主义还是一种反现存体制的力量。”[16]詹姆逊的判断是针对西方社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发展演变的，中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超速发展，已跻身世界经济大国之列，詹姆逊所说的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文化转向”趋势在中国也开始出现，网络媒体的普及适逢文化的转型，文学的大众化倾向越来越突出，民众的创造力在网络叙事中得到了发挥。

网络叙事发扬的是文学所具有的自由精神，文学审美一直是民间反抗思想禁锢的方式，在历代优秀文学作品中浸透的是一种民间的自由思想精神。“立身先须谨重，为文且须放荡”，感性的反抗，感性的自由在网络叙事中得到张扬。在网名写作、匿名发表的文学叙事中，可以看到民众巨大的批判力和创造力，他们以“民意”的方式书写着他们的反抗和想象。“美学的根基在其感性中。美的东西，首先是感性的，它诉诸于感官，它是具有快感的东西，是尚未升华的冲动的对象。”[17]网络叙事中个体自身的爱欲、感受、想象、个性得以复活，个人与世界的丰富联系得以复活，表达世界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有了新的更新。在阅读那些戏谑经典的作品和那些在历史中自由穿越的故事时，我们无不感知到来自民间的“毛茸茸”的智慧与活力。网络叙事复活了讲故事的传统，是对当代文学感性解放内在脉络的赓续。与五四文学革命那种有理论依据，有组织的活动方式不一样，当代网络文学对感性的解放和叙事艺术的变革是悄悄的，甚至是不自觉的，但其影响力慢慢显示了出来。

中国当代网络叙事直面广大的网络读者，它主要继承的是传统文学手法，兼及对时尚文化元素的吸收。网络小说的写作者在写作艺术上并不圆熟，但他们粗糙、凌力的文字之中有独特的个性，往往能冲破主流叙事的束缚。网络叙事的意义不是确立一种价值标准，更不是一种真理或本质标准，而是一种新的趋向，是人的总体经验的构成之一部分，网络叙事也相应地成为一种美学形式。就目前网络文学的实绩来看，其主要功绩不在于奉献经典作家、作品，而是促进文学阅读、写作活动的大众化，促进文学形态的丰富性，通过影视、游戏改编等途径衍生出更多、更丰富的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审美的艺术形式，文学对生活感受的处理毕竟是需要艺术修养的，是需要技巧的，也是需要智慧的，在这个层面上，感性的丰富只有在走向理性的深思中，才是有意义的，这也是网络文学在参与当代文化建构中读者们所期待的。

[①]老舍：《我怎样学习语言》，《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23页。

[②]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花城》1998年第5期。

[③]徐坤：《网络是个什么东西》，《作家》2000年第5期。

[④]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页。

[⑤]南帆：《游荡网络的文学》，《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

[⑥]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汪曾祺著，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

[⑦][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⑧][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5页。

[⑨]王科、黄葆青、丁燕、刘晶：《写小说不以好看为目的是耍流氓》，《钱江晚报》2011年9月15日。

[⑩]钟刚：《取悦读者是我的本性》，《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23日。

[11]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19页。

[12][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13][台]柯景腾(九把刀)：《网络虚拟自我的集体建构——台湾BBS网路小说社群与其迷文化》，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5。

[14]李可：《杜拉拉升职记·自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周志雄：《网络小说与当代文化转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16][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17][美]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3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文刊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