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让我们感到不满足的是，我们缺乏挺拔的高峰，缺乏令人们“高山仰止”的经典。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当代小说的精神性还存在着明显的缺失。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应该在现实性、批判性与精神性的结合上下功夫，这种结合并不容易，不是说作家把一些伟大的思想、崇高的观念贴到作品中就有了精神性。这种结合应该是像糖溶到水中的结合。有时我也看到作家力图丰富作品的精神性，但他没有找到将现实性、批判性与精神性结合起来的方式。最好的结合方式其实就是最好的文学方式。有时阅读一些长篇小说，能够感觉到作家在精神性方面力图有所追求，但精神性的东西并没有灌注到整个叙述之中，这样的小说可以说是差那么一点火候。有时阅读一些长篇小说，也能够感觉到作家对于现实弊端的义愤。但同时又感到作家除了表达义愤之外，没有给我们一种力量和勇气，传达的是一种绝望之情。

　　2010年的小说创作仍然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例如艾伟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蒋韵的中篇小说《行走的年代》，韩东的短篇小说《呦呦鹿鸣》。《风和日丽》向人们证实了，关于革命历史的红色资源仍是一个大有开拓空间的文学资源，艾伟在这部小说中揭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所忽略的问题，以革命的名义否定精英文化，使得革命的成果难以获得伦理上的支持，从而只能像“私生女”一样卑微地存在。

　　2010年值得推荐的长篇小说还有：张炜的《你在高原》、笛安的《东霓》、须一瓜的《太阳黑子》、朱晓平的《粉川》、江觉迟的《酥油》。《你在高原》是一部由十本长篇小说组成的巨著，我把它看成是张炜进行的一次伟大的行为艺术，他在这一行为艺术中证明了他在文学上的耐力和定力，同时这也是张炜的精神之旅。张炜的写作是在申辩一个作家的存在意义。张炜从80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转变到今天的精神之旅，我以为意味着他对作家存在意义的极端认识，可以说他是彻底放弃了求真的负担，在求善的圣途上决绝地走到底。笛安才是80后的代表，她彻底颠覆了人们建立在郭敬明们基础上的关于80后的定论。笛安的小说也体现出年轻一代作家在原创力上的巨大潜力。须一瓜的独特价值在于她是以道德情怀来处理公安法制资源的作家，她的处理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她从罪恶的黑暗通道进去，却把我们引向一个洒满阳光的爱与善的世界。朱晓平二十多年前曾以《桑树坪纪事》引起文坛的热烈关注，之后他投身到电视剧行业之中。《粉川》是他再一次开始了小说写作后拿出的第一个长篇，读这部长篇让我有一种厚积薄发的感觉，让我们感觉到传统叙述的魅力。我推荐江觉迟的《酥油》，不为别的，就为这部小说完全是作者用自己的生命写出来的。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更准确地说，是作者写了她五年来的一段特殊的经历。她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这部小说。读她非常纯粹的文字，我们会有一种心疼的感觉。

　　陈河的《沙捞越战事》，这是一部反映二战的小说，小说不仅将中国抗日战争置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宏阔背景下，而且从文化身份认同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拓展了战争题材的主题。如果说，很多作家从人性的角度深化了战争主题，那么，陈河所讲述的战争故事则告诉人们，人性是通过文化的镜子反射出来的。陈河属于“海外军团”，也许是长期的海外经历，使他有了更为开放的文化眼光，他的这部小说打开了国内抗日题材逼仄的空间。

　　在接近年底的时候，北京大学与《人民文学》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国际研讨会”就仿佛是给一年来的文学论争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脚。

　　一方面，研讨者承认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相当有限，另一方面，研讨者并不认为这完全是由于中国文学的质量有问题，还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所带来的评价失当，因此研讨者认为应该推进当代汉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打开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从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影响。

　　我以为，世界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符号，镶嵌进了当代文学的叙事之中。关于世界性的话题，在2010年里有一项扎实而又低调的活动应该提出来，这就是由中国的《小说界》杂志、日本的《新潮》杂志和韩国的《字音母音》杂志共同举办的“中韩日本国作家作品联展”活动。这三家刊物分别是三个国家的主流文学刊物，他们各自邀约了本国一些重要作家为这次联展创作，并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同时在三家刊物上发表。三家刊物还在年底组织三国作家和批评家展开了面对面的交流和对话。

　　我从《小说界》上读到三国作家的小说，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逐渐把我们身上的异味冲刷得干干净净，我们的共同性越来越多过了我们之间的差异性。（贺绍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