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是局部不是全体

　　在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组织的一次文学会议上，我曾经说：“回顾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前辈作家们，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在文坛成名？‘30后’作家王蒙，开始写作时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40后’作家路遥写了《人生》；‘50后’王安忆最开始引人关注的作品是《雨，沙沙沙》；‘60后’的余华和苏童最初引人注目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少年血’系列等作品；‘70后’的徐则臣最初引起关注的是《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花街系列’作品。这些作品都写的是年轻人，都是在一个连续的传统里。这些都没有被冠以‘青春写作’，可到了‘80后’就变了。‘70后’徐则臣属于成名较晚的，比他早成名的卫慧、棉棉作品中的年轻人，与徐则臣作品中的年轻人截然不同。卫慧、棉棉和之前的‘传统写作’断裂了，后来的徐则臣等人则将其接续。‘80后’目前进入公众视野的这一批人承袭了卫慧、棉棉这一脉，尽管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些人只是‘80后’中的一部分，但在许多人想象中的‘80后’却全都成了这样的。我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做编辑，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从期刊发表作品起步的，和已经进入公众视野的‘80后’写作者决然不同，这一拨人将会像徐则臣他们那样，接续上被同辈人扯断的传统。反叛然后回归，常常是一代人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70后’还是‘80后’的写作者，在与所谓‘传统写作’发生断裂的同时，也暗暗地有了承续。”

　　渴望“独一无二”

　　“70后”和“80后”，尤其是“80后”，何以和以往的作家显现出如此大的不同？成长背景的不同，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每一代作家开始写作，大概都在二十岁左右。“70后”最初开始写作大概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80后”大概在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两代人最初的写作时间，刚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三十年间。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效，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带来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反映在这两代人的写作中，即是对物质生活的大量呈现。以“70后”较早成名的作家卫慧和“80后”较早成名的作家郭敬明为例，他们作品中对物质生活的展现，近乎于目下愈演愈烈的电影里的插入广告。酒吧、迪厅、高级会所等等消费场所成为小说里习见的背景，各种名牌服饰、轿车成为小说人物的必需品。有的作者似乎想写出物质繁盛之后的“空”，或者说“了悟”（卫慧号称信了佛教），但这种“了悟”，并不能掩盖对物质痴迷的实质有点像古代很多色情小说结尾往往来上大段道德说教，但并不能掩盖色情小说的实质。

　　“70后”的卫慧和“80后”的郭敬明都是从上海向全国辐射他们的影响的，这或许并非偶然。上海从上世纪开始，就已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在文学作品中，也很大程度上成为财富的象征。卫慧和郭敬明都不是上海人，青年时期通过求学来到上海，他们对“上海”的膜拜要远远超过天生的上海人棉棉和韩寒本就是上海人。卫慧和郭敬明是当下中国无数刚刚富起来的年轻人的缩影。也正因此，他俩的书能够在年轻人中引起非常巨大的共鸣。他们的趣味，代表了中国转型期很多年轻人的趣味。不过，如此单从经济维度入手进行分析，还是肤浅的。卫慧和郭敬明还符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年轻人的许多其他特质。比如，卫慧迎合了思想解放的风潮突出表现在“性”上。以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作家”的读者，比前一代又有了新的特点，比如，大多是独生子女，自恋自闭，自伤自怜，又卖乖耍酷。无论何种态度，都是为了向周遭的社会表现自己的独一无二他们在自己的小家庭里本就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对社会有着对家庭同等的期望。如此种种性格特点的年轻一代，无疑会将郭敬明小说中的人物视为知音。或者说，郭敬明的小说是因为他们才出现的。

　　真正的中坚是这样的

　　然而，再怎么变化万端，社会与文学总有其不变的一面。这不变的一面，就成了传统。当那虚浮的表层在时间的磨蚀下渐渐剥落，才会露出真正的中坚。譬如“80后”的苏瓷瓷。她的小说集《第九夜》中的诸多篇什，有年轻人的忧伤、反叛、孤独，却完全不似郭敬明等人的表达，并不作乖巧的叹息，也不会故意撒泼，而是有着对生命的极度热情，有着对青春生命的深度阐释。但苏瓷瓷的作品只在不多的人中引起了反响，她在现实生活中，更未享受到文学带给郭敬明等人的优渥待遇，不得不做一些和文学相悖的文字活儿，至今已经很少写作。但苏瓷瓷等人并未对文学失去虔诚，许许多多如他们一般的年轻写作者，正从远离市场、远离世俗利益的文学期刊上慢慢起步，他们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大众熟悉。诚如“80后”文学批评家金理所说：

　　他们“在文学的年轮中默默成长，在积累、沉淀之后给人水到渠成、春来草自青的感觉。开始执笔写作并不意味着一个作者就找到了他/她文学的起点，经过一段时潮的淘洗，经过与文学传统的对接与渗透，‘80后’的文学季节也许才真正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