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上世纪70年代，巴老的一句话点醒了不少遭遇“瓶颈期”的创作者，也道出了许多作家的心声。30余年来，这句“老生常谈”依旧宛如一盏古朴的灯，默默地为一代代作者照亮前行的道路。12月27日，首批参与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家们和中国作协、地方作协的领导与工作人员汇聚一堂，共同交流各自的感受心得，盘点这一阶段的创作成果，并为这项“新工程”的未来建言献策。

　　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活动于2009下半年开始筹备，10月份正式启动。其间中国作协向中宣部汇报了《关于开展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活动的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批示“真正下得去，蹲得住，有收益”。在多方面的鼓励和支持下，第一批19位作家先后踏上了行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定点深入生活。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作家已进入素材整理和作品创作阶段，有的已经拿出了创作成果。

　　作为中国作协继重点作品扶持工程之后的又一项探索性举措，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尚属一种新的尝试。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杨承志在谈到这项举措的定位时表示，这是“根据作家的生活积累和个人创作需求，为作家提供的个性化的深入生活服务，以引导和帮助他们深入体验生活，深度感知社会，用文学生动鲜活地书写时代与生活”。她指出，首批19位作家秉承对文学的执著追求、对生活的深厚感情亲赴一线，取得了多方面的收获，推出了令人兴奋的创作计划和丰硕的作品成果，为这项尚在探索之中的深入生活方式“开了个好头”。

　　为作家深入生活开辟新渠道

　　定点深入生活与集体采访、文学创作基地等传统方式相比，有了更为浓重的“个性化”色彩。作家在其中得到了更多的便利，而主办方则需要付出更大的心力。讲到定点深入生活这项“新工程”的举办，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主任孙德全说，这是新形势下作家的创作需要，也是中国作协鼓励、引导作家“三贴近”的积极探索。尽管这项活动还不完善，但它是鼓励作家深入生活方面的积极尝试，也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一项举措。

　　记者了解到，当今很多作家都有“投身生活”的共识，但在现实条件下，想深入到地方的作家大都面临难以解决的困难。中国作协多年来始终把作家深入生活当做一项重要工作，组织了不少集体采访，而作家的创作又需要个体的体验和感悟。如何帮助作家到他们创作最需要的地方去，如何将作家与作协双方的积极性结合在一起，是中国作协这些年一直不断努力探索的问题。今年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的亲自领导下，在中宣部的大力支持下，创联部具体出台实施了“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方案，为作家深入生活开辟了新的渠道，让作家的创作需要与深入生活真正实现对接。

　　几个月来，中国作协发起的定点深入生活活动得到了各省作协和有关方面的响应和配合。座谈会上，辽宁省作协副主席邵永胜、陕西省作协秘书长王芳闻、河南省作协副秘书长陈麦启等也汇报了省作协在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期间为作家联系采访事宜、提供后勤保障等具体工作。作家们对定点地区作协提供的帮助纷纷表达感激之情，如作家武歆提到，自己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早就动过深入延安实地采访的念头，但是由于人生地不熟，心怀畏难情绪，迟迟没能落实。这时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的举措成了他的“及时雨”，陕西省作协不仅提供给他食住行的方便，还为他联系了陕北多个县乡镇村的工人、农民、警察和民间艺人等。没有省作协的介绍引见，自己不可能采访到这么多人，得到这么多收获。

　　挖掘生活富矿积累创作素材

　　回首几个月以来的定点深入生活，每一个作家都有一肚子话说。这批作家全部选择了最“基层”的地方，如农村、牧区、街道、部队、警营等地，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群，体验到与平时迥然不同的生活，如作家陈铁军定点时居住在山区老乡家中，无法洗澡，饱受蚊虫的叮咬和困扰，并且一日三餐以咸菜腐乳等腌制品为主；作家张锐强到河南定点时跟警察抓过赌，陪同信访干部接过访，跟随村干部做过拆迁动员……这样“自讨苦吃”的经历，他们却谈得劲头十足。作家胡冬林将自己在长白山林区定点深入生活的感受总结为“非常幸福，收获巨大”，与会作家也纷纷表达了同样的感受。

　　这段“吃得苦中苦”的岁月回报给作家们丰富的创作素材。作家邓宏顺这次定点深入生活是为创作长篇小说《湘西纵队》而来，他得到了老湘西纵队队员和其朋友熟人的支持，搜集到相关资料300多万字；作家布仁巴雅尔在定点期间几乎采访了新右旗所有的部委办，走遍了苏木镇和一半以上的嘎查村，还曾多次走进夜市与“牧转非”的弟兄促膝长谈；胡冬林扎根长白山，已经能够辨别出100余种鸟类、200余种植物，笑称自己已经变成“半个森林人”，再不想回城里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第一批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家计划创作长篇作品19部(篇)，包括长篇小说12部，诗歌集2部，大散文3部，长篇报告文学2部，如葛水平的长篇小说《匠人》、王昕朋的长篇小说《北京户口》、薛舒的长篇小说《问鬼》、陈铁军的长篇小说《涂炭歌》、邓宏顺的长篇小说《湘西纵队》、曾哲的长篇小说《大迁徙》、布仁巴雅尔的长篇报告文学《牧歌草原日出早》、杨勇的组诗《农事诗》等，另外还有中短篇小说、笔记18部(篇)等。此外，李迪已在《中国作家》发表报告文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9篇，并计划完成3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朱谷忠已在《文艺报》《福建日报》发表了部分诗歌；胡冬林的山林笔记和散文已被《作家》《十月》《文学报》等报刊“预约”发表或开设专栏。《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也向作家们约稿，看好并点名要他们“定点”时期写出的作品。

　　“收获的不仅是素材与创作”

　　作家们感慨地表示，克服定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收获的不仅仅是素材与创作，更多的是基层老百姓的悲欢苦乐带给他们的心灵触动。陈铁军说，他被终年劳作、生活贫苦但始终乐观的山里人感动着，被天未亮就翻山越岭、成群结队、有说有笑地行走在山路上的孩子们感染着，今后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将以一种苦中作乐的态度来面对。杜文娟身赴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被那里的边疆官兵和援藏干部感动得一次次泪流满面。她说，自己现在明确了为什么写作、为了谁写作。河北作家李浩通过对河北省海兴县的生活体验，认为自己获得了更多观察生活和社会的视角，这段经历甚至颠覆了他先前的很多观点，增添了他对自我的审视。薛舒在上海农村中的所见所闻让她感触良多，如农村党员老龄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大学生村官“留住难”的原因、纯朴的农耕状态在“保持”和“更新”间的抉择、农村大发展中人心和人性受到的考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