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作嫁嫁了谁？
　　
　　尽管“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已于上月揭晓，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同样，与“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大奖相比，甚至与设立于1999年、被誉为“江苏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紫金山文学奖相比，作为一家出版社专门为文学编辑所设的奖项，还是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的影响力也不见得更大，但为什么，此奖一开，会在文学界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主要原因，无非该奖的10万元奖金，是由陈忠实先生个人自掏腰包——正如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李岩所言：由作家给编辑奖励，这样的奖项在国内是首个，这对于出版人来说是一份荣誉、一份信任、一份尊重。用陈忠实先生自己的话说：“好作品、好作家是靠编辑的双手捧着一颗热心推举出来的。回顾我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一些关键当口，都有让人敬重的文学编辑对我的扶持和帮助。设立‘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表达的是我对文学编辑们深深的、真诚的敬重。”在当天的颁奖仪式上，陈忠实表示，设置此奖的初衷，是因为看到了文学编辑披沙拣金的辛苦和甘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精神，愿以此奖项表达对编辑工作的敬重。他回忆在自己几十年的文学写作生涯中，关键时刻总有让人敬重的文学编辑的扶持和帮助。包括自己文学处女作的发表，曾对文学灰心失望不再写作，后来又拿起了笔，以及第一次获得全国文学奖项，《白鹿原》的完稿和出版，无一不是在文学编辑的鼓励下完成。而“白鹿”在民间是吉祥的象征，也以此期盼当代文学的创作越来越好。
　　
　　由作家出钱奖励编辑，这不仅在中国属于首创，就在在世界，恐怕也属罕见。陈忠实先生的真切诚挚和感恩美德令人动容。《译林》杂志创办人、曾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的李景端先生如是说：“当编辑，长年为他人作嫁衣。大凡问世的成名作品，其光彩的背后，都凝聚有编辑为之付出的巨大智力与精力。不少有才华的编辑，常为了完善与成全他人的作品，而牺牲了自己本来也有能力与机会从事的创作。对于编辑这种甘居幕后、默默奉献的精神与作为，当然很值得奖励。尽管我国现有的出版政府奖及韬奋出版奖等出版奖项中，也包含有对优秀编辑的奖励，但毕竟受奖的名额太少了，一线编辑获奖的几率就更小了。所以，有人肯出资设奖，来奖励优秀的文学编辑，这无疑是件好事，是应该受到欢迎的一桩善举。”诚哉斯言。
　　
　　感动之余，也有隐忧。作家阿来在全国两会上，就指出眼下文学评奖太滥，认为现在各种名目文学小奖太多了，但有些评奖没有权威性，实际上成了“排坐坐，分果果”。虽然阿来所说的是文学奖，但在我看来，“文学编辑奖”与文学奖相知相守，密不可分。据我所知，早在2010年，《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就曾呼吁在鲁迅文学奖中设立编辑奖。并且，就在“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颁奖之后的第四天，3月23日，由中国编辑学会提供支持，国内出版业门户网站百道网与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领衔主办，旨在发现“藏身于书后”的“2013中国好编辑颁奖典礼暨中国好编辑论坛”在京举行，八个门类共产生了80名编辑入选“中国好编辑”。其中，黄昱宁、徐卫东、孙晓林、徐德霞、余桂林、张建、潘良、蒋永军成功进入“好编辑状元榜”，其中获奖的文学类编辑，就有来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黄昱宁，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莫言作品资深责编曹元勇，以及刘震云、六六等著名作家的责编张维和上海99读书人编辑彭伦等等……文学编辑就这样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原本，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其构成的作者、作品、编辑、载体、市场、读者等诸要素中，编辑属于“蜡炬”、“春蚕”一类令人尊敬的角色，像眼下这样，浮躁喧嚣地把编辑大规模地推上台前，不免令人生疑：文学的前台坍塌了吗？
　　
　　很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文学编辑奖”不会像当下的各种文学奖一样，或如雨后春笋，或者一地鸡毛——原本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会不会为了一个好价钱，纷纷穿上嫁衣，先把自己嫁掉？（下转B15版）
　　
　　孔子是中国文学编辑的鼻祖？
　　
　　追溯文学编辑的缘起，是一桩很有趣也很沮丧的事情。往远了说，中国汉族文学史上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前11世纪至前6世纪），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陕西和甘肃东部，北到河北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故而那些诗的作者，如今绝大部分都已经无法考证。我们所知道的是，自打西汉以后，《诗经》就被尊为儒家经典，但其成书过程，迄今还一直被争议不休：一种是王官采诗说——《左传》里的《孔丛子·巡狩篇》所记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说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闲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当时的采诗官被称为“行人”。另一种是公卿献诗说，这种说法的一句由《国语·周语》所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而来，意思是周天子为了“考其俗尚之美恶”，下令诸侯献诗。这两种说法的可疑之处在于，作为编辑的“行人”或者公卿，在礼法峻严的周朝，献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没问题，但他们敢拿“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文字给天子看？那不是“伤风败俗”吗？所以，我更倾向于第三种说法，即“孔子删诗说”。
　　
　　据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在西汉被尊为儒家经典之前，《诗经》被称为或《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5篇，整理出了《诗经》。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孔子无疑就是中国文学编辑的鼻祖。
　　
　　尽管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清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孔子删诗说”均持怀疑态度，认为孔子只是为《诗》正过乐而已，《诗经》实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只不过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而已。即便如此，朱熹等大儒至少是承认了，就算孔子不是中国文学编辑的鼻祖，那他也还是《诗经》的一位编辑。
　　
　　问题的关键在于，难道孔子是因为编辑了《诗经》，才被华夏供奉千载的吗？显然不是。
　　
　　是谁赋予了文学编辑的使命？
　　
　　众所周知，文学与人类的心灵有关，所以不管作为“编辑的鼻祖”还是一名普通编辑，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克己复礼”，不会不融入其编辑理念。事实上，他的这种理念，其后一直被历朝历代的编辑大家们奉为圭臬。以至于时至今日，“复礼”虽然已被摈弃，但文学编辑的“克己”，依然在表面上被恪守着。至少每个打算应聘文学编辑的年轻人，都会被告知：编辑都是替别人做嫁衣，只能在背后充当默默无闻的角色；编辑是一种幕后的工作，是作者文字的首读。只有经过他们精心地剪裁和编辑，“文字”才可能成为面世的“作品”，为广大读者所认识；虽然作者是栽种出一茬茬蔬菜的菜农，编辑才是烹制出一道道美味菜肴的厨师，但将一桌桌丰盛的文化大餐呈现在读者面前，任读者大快朵颐尽情享受时，红火的是作家，编辑将被忽略……克己，默默无闻，乃是编辑的本分，更是编辑的使命，但眼下已经不是他们的宿命——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叫《白银时代的编辑》，专门评述文学杂志的编辑们互换稿件发表以获得稿费的现象。在此不提。
　　
　　克己并甘于寂寞的使命，难道不是从孔子那里一脉承袭下来的吗，现在到底怎么了？
　　
　　或有人说，“文学即人学”，但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难道文学与社会现实无关吗？当然不。最典型的例子，是明代的三言二拍。“三言”即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二拍”则是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如你所知，“二拍”中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其作者是凌蒙初的个人创作，“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据《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实际上它已经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而本文的主要话题是文学编辑，所以暂且略过，只说“三言”。
　　
　　“三言”既冠以喻世、警世、醒世，并以明言、通言、恒言晓谕世间，它“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也就顺理成章了。作为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这些作品有的是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但一般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也有的是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故“三言”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著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可以想象，在“存天理，灭人欲”甚嚣尘上的明代，冯梦龙作为“三言”的编辑，需要具有多大的勇气和社会使命感——“三言”中的不少作品，描写的是市井百姓的生活，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卖油郎独占花魁》等，这些作品强调人的感情和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尊重，它们所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婚姻原则，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市民思想意识，与封建礼教、传统观念是相违悖的。从这个角度看，冯梦龙貌似已经完成了孔子的编辑思想的蜕变，但实际上，出于使命感，他只是扩大了中国文学的范畴——“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可以肯定地说，“三言”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但冯梦龙依旧是“克己”的：如果不做“三言”的编辑，或许，以他的文学才华，并非不能与罗贯中、施耐庵等人一较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