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诸多原因。然而，在我们这一代共和国同龄人看来，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共和国宽容的政治环境和宽松的文化环境。因为，如果拿极左时代眼光来审查，无论莫言的哪一篇小说，都可以打成“大毒草”的。引起我这个感慨的，是想起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伤痕》一代文学。
　　
　　记得还是在“知青大逃亡”前夕，在北大荒农场看到了《文汇报》上《伤痕》这篇小说。当时刊登这篇小说的报纸不知已经辗转多少人的手了，还是在团部宣传科几个朋友帮助之下好不容易才读到的。读后，震惊之余百感交集，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小说《伤痕》的主要内容是：女主人公王晓华，九年前对张春桥定她妈妈为“叛徒”的冤案假案信以为真，痛苦而无奈地和她妈妈“决裂”、“断绝关系”，初中还没有毕业就上山下乡了。在农村生活和劳动中，和她建立了亲密关系的男青年苏小林，又由于王晓华的家庭成份问题不能上大学。为此，一对青年被迫相互中止往来。在漫长的九年里，王晓华一直在孤独、彷徨和痛苦中熬煎。粉碎“四人帮”后，被严重摧残而患了重病的妈妈，经上级领导部门甄别后，彻底平反了。她渴望着见上女儿一面，可当王晓华赶回家探望时，妈妈已离开了人间。
　　
　　据当时人回忆，粉碎“四人帮”后，复旦校园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的这篇习作，张贴在1978年4月上旬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办的《百花》墙报上。它是众多作品中吸引读者最多的一篇，当时轰动了全校。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写的这篇短篇小说《伤痕》。小说发表后，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
　　
　　《伤痕》发表之后，引起了轰动。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的座谈会上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批评《伤痕》夸大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等等。尽管发生争论，但人们一致认为，在极左思潮统治文坛时期，这样的作品是绝对不能发表的。说到这里，要提及一桩在“文革”时期的“文字狱”。1973年，一本手抄本小说开始在青年中流传，当时它的题目曾叫做《归来》或《归国》，后来被北京一传抄者改名为《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是湖南山区一个知青，当时30岁。小说的内容是描写知识分子的事业、感情纠葛与爱国情怀，其中还写了周恩来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1974年秋，姚文元从一个情况汇报中得知这一消息，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并下令追查。张扬被查获之后关进监狱。粉碎“四人帮”之后，经各方面努力，特别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面仗义执言，张扬才得以释放，《第二次握手》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79年出版，随即成为这一年的畅销书。
　　
　　《伤痕》在争论中成为畅销小说。以后，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也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由此，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伤痕文学”这一特定的概念。
　　
　　实际上，作为暴露“文革”问题的“伤痕文学”发轫之作是《人民文学》杂志1977年10月号发表的北京作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讲述了某中学教师张俊石如何尽力挽救一个在“四人帮”毒害下不学无术的中学生的故事，作者以“救救孩子”的呼声，震动了被文化大革命麻木了的人们的心灵，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也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伤痕文学”一扫文化大革命中“欺”和“瞒”的虚假文风，促进了文学向现实主义的回归。
　　
　　沿着这个主题发展，“伤痕文学”分别孕育和演变成了爱情小说和知青小说等不同的系列。大家都知道，在文革时期，爱情是文学的禁区。《十月》杂志1978年第1期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冲破了这个禁区。小说在电台播出后，10天之内就收到听众1000多封热烈的来信。接着，描写文革中爱情生活的小说《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先后发表，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与此同时，知青题材的小说创作获得了更大的成就。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重要的作品有：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韩少功的短篇小说《远方的树》、《西望茅草地》，张承志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女作家王安忆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女作家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梁晓声的短篇小说《北大荒纪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等。
　　
　　另据《人民政协报》一篇《改革开放30年文学剪影》的文章介绍，在伤痕文学以后，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涌现出了小说创作高潮。跨越文化大革命后的短暂徘徊，20世纪80年代文学观念和文学本体实现了全面变革。“人道主义”与“主体性”理论转化为文学实践的内在动力。在观念变革的带动下，文学以先锋式的姿态，对旧范式一次又一次冲击。新范式既表现在对风起云涌的改革的现实关注，又不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描摹。
　　
　　反思文学。以一种对我们民族当代生活中的悲剧和痼疾进行反思的态度介入生活，对历史和人生做出了更加完整的反应和更为深入的开掘。其中代表作品有：王蒙的《悠悠寸草心》、李国文的《月食》、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雨》等。
　　
　　改革文学。1979年第9期《人民文学》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以摧枯拉朽之势，谱写出了新的历史时期改革者的第一支响彻云霄的赞歌，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
　　
　　寻根文学。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下，寻根文学自传统文化在当代人生活中所激起的悠远的回响和民族精神深处的震荡声中异军突起。1985韩少功在《作家》上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提出文学必须有自己的根，有“民族的自我”。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对老庄思想进行当代的阐释；王安忆的《小鲍庄》和郑义的《远村》、《老井》对儒家仁义思想的思考；孔捷生《大林莽》，邓刚的《迷人的海》、《哈喇滩》提出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新理解；张承志的《残月》通过对伊斯兰教文化的找寻，发现了“念想”的力量；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等在楚巫文化中，探寻中华民族的原始物质观念；莫言的《红高粱》等小说形象以原欲的直露与痛快，显示了人的自由本质，体现的都是这种震荡与回响。
　　
　　现代派小说。“中国式现代小说”包括王蒙等的意识流小说，宗璞等的荒诞小说和刘索拉等的“观念”意义上的现代派小说。王蒙的《蝴蝶》、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运用意识流手法，借助于电影蒙太奇手法，利用时空割裂、时空交错，按人的心理意识的流动来组织故事，通过全知叙事与主人公内心独白的结合，表现了特殊时代的人格力量，从而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开拓了十分广泛、非常新奇的领域。
　　
　　先锋小说。先锋小说肇始于1985年前后，它把人类对自己的形而上思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残雪的《苍老的浮云》对人的生存环境的质疑，叶兆言的《五月的黄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拷问，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对人的情感的解构等。先锋小说对历史偶然性与随意性的大胆揭示在我们这些笃信本质论的人们眼前打开了一扇迥异的奇幻之门。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作品，在社会意义上未免还明显带着时代局限性，在艺术表现上也显得粗糙幼稚。但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回顾八十年代小说创作历程，我们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伤痕文学”；没有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文学”首先冲破“文革”思想禁区，就没有此后涌现的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没有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突破和探索，就不会有今天小说创作的蓬勃兴旺景象。列子在赞美优美的音乐时讲：“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今天，我们也完全可以讲，“伤痕文学”作为具有时代开创意义的文学，它的“呐喊”三十年来“余音不绝”，并将以它强烈的时代启蒙精神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