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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漫游书店，于最醒目处见余秋雨先生之新作《借我一生》，随手翻阅，首印居然高达40万册。噫，当今之世，还有谁的散文能卖上如此印数？此为余秋雨先生之独享也。据说《借我一生》一书是余秋雨先生最后一次的封笔之作，我辈幸矣，能在有生之年目睹其封笔大作。又据说此书被余秋雨先生命名为“记忆文学”，据说其内容“全部可信”。然“全部可信”本身就不可信。所谓“记忆文学，显然是事先为其可能矫饰的记忆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记忆以文学的名义散布谎言，这只能是一种更加冠冕堂皇因而也更加无耻的谎言。”记忆中的一生说是“借”，却更像是“窃”，窃取了历史中的一些真实的细节，巧妙地安装在一个整体虚假的架构当中，瞒天过海地蒙人。遥想当年余秋雨先生以《文化苦旅》而暴得大名，从此一纸风行海内外，创下“文化大散文”之美名，声势至今不衰。而且带动了坊间所谓的“文化大散文”之创作热潮，此又是余秋雨先生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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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人怕出名猪怕壮，在余秋雨先生成为“文化明星”以后，非议蜂起。先是寻章摘句者指责《文化苦旅》有诸多硬伤，后有少壮派的新锐学者余杰痛骂余秋雨为“文革余孽”，“忏悔”一说成为知识分子的争论焦点。纵然如此，余秋雨先生并不畏惧，而是沉着应战，先是说那些批评他的人都是站在盗版集团一边，给批评他的“一小撮人”以致命一击。然后与余杰握手对话，澄清自己在“文革”中的笔墨生涯，此招化敌为友，有四两拨千斤之妙。接下来几次宣称“封笔”，化被动为主动，一举扭转了极其不利的局面，可谓是“任凭它枪林弹雨，我自屹然不动”。此时此刻，余秋雨先生尽显大家风范，举重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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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论者对余秋雨先生的“不忏悔”非常愤怒，但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来的精神历程，“不忏悔”事实上是一种常态的反应。读读现在的小说，看看现在的影视，关于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的题材作品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渲染“青春无悔”，化苦难为轻松一笑，化悲剧为言情说爱，化历史为传奇搞笑，这是一种怎样的遗忘呵。曾经在文革中打过人、吃过人的人，高喊着“忘掉过去，面向未来”而神态自若。于是巴金老人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却迟迟没有下文，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不忏悔”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常态反应，我们就不能单单指责余秋雨先生个人“不忏悔”的姿态。你以为你的手干净么，不，没有干净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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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的代表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戏剧方面的专著只是小圈子里的影响）。余秋雨非常聪明，在一个经济、文化剧烈变化的时代，他以《文化苦旅》的写作在文化（历史）的市场推销方面，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犹如神迹一般，让人仰视。按批评家朱大可先生的话就是：“《文化苦旅》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在经过了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在出版社结集出版。而后是一个消费者的盛大晚宴。余文被不断连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畅销图书，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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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仅仅着眼于文化（历史）的散文写作，在余秋雨之前早有人练习过，但他们却远远没有余秋雨那种极端的走红。余秋雨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善于“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与“苦难和甜蜜之间的杂糅”以及“民族话语和道德话语”、“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的包装，正是这几种创作手法的互融使他的散文成为“文化大散文”成功出土的标志，突破了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徵的“小散文”的副刊风格，让习惯于软性散文的读者耳目一新。然而就创作学的角度看，余秋雨散文中那个独行于“文化苦旅”途中的“大我”，他的感情抒发是否存在真切性的缺失，事实上比某些篇章中的“硬伤”更为致命，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当代散文整体走向和审美趣味的评价，不可轻易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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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汉语的写作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散文的辉煌有赖于写作者自身人格、人性、艺术的全面提升。散文是最开放的写作文体，它的容纳量非常之大，一切打破常规的写作都可以在散文的大旗下生存。在节奏迅速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从容不迫的慢思，在慢思中达到散文的大美。当小说家将散文写成休闲小品、谈文论艺时，如投枪如匕首般的锋芒渐渐隐去，可能投枪、匕首般的锋芒不合时宜，但真正的写作便是不合时宜的写作，散文应体现出人性的亮度与人心的光泽。广州的林贤治先生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一文里对散文有这样的定义：“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确实如此，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所述：“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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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代散文的整体发展及其走向来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对当代散文并未提供太多的贡献，尽管他比当下任何一位散文作家都要走红。细观余秋雨的散文，发现其中内含一种书写模式，譬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作品都有“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创作元素。这种缺乏变化的话语模式最终让阅读者厌倦，因为它无法提供更多的阅读可能性。“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这种僵化的三位一体话语模式与散文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余秋雨的散文很容易就获得了世俗性的巨大成功，但在精神深度上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不是抚慰品，不是按摩椅；文学是向阅读者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是让阅读者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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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批评家张闳说：“通过余秋雨的散文，总是可以看到他在历史迷雾所笼罩的深闺中，向现实的权力发出迷人的媚笑。而这种迷人的笑容，则被一般读者理解为文化本身的光芒，他们甚至感谢余文用虚伪的文化光芒照亮了他们蒙昧的双眼。”高处不胜寒，过度的文化阐释使得余秋雨的散文像一件文化百衲衣，拼凑起来的五光十色虽然能耀人眼目于一时，最终会被戳穿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精神本质。在这样的时代里，如果散文写作者不能对现实进行有效的反应与介入，那只能是一种“媚笑式”的应景文章，无论是打着文化的招牌还是乡土的幌子，与当年流行的杨朔散文毫无两样。任何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只有带着个人的记忆、心灵、敏感和梦想进入此时此地的生活，并学习面对它，也许才能发现真正的时代精神：一种来自生活深处、结结实实、充满人性气息的时代精神。散文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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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生于1946年8月23日，浙江余姚县人，国际著名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作家，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剧协副主席。2006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20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