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庄士敦的《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和《紫禁城的黄昏》，到近代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等，在外国人眼中，无论褒贬，富庶、神秘、矛盾……中国总是难以琢磨。
　　
　　其实，早在公元17到18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介绍、评述、赞美，就几乎终其一生，他的著作《路易十四时代》（1751）和《风俗论》（1756）两书都有专章论述中国历史文化，推崇中国伦理道德与理性。以至于美国学者孟德卫在《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里都说：“通过伏尔泰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努力，中国的道德和政治取代语言和历史，开始对欧洲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尽管，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道德体系充满敬佩，对孔子的崇拜，几乎是五体投地，他甚至认为中国是真正的理想国，但他在《哲学辞典》和《风俗论》中评论孔子：“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在他的第一部书中，他说为政之道，在日日新。在第二部书中，他证明上帝亲自把道德铭刻在人的心中；他说人非生而性恶，恶乃由过错所致。第三部书是纯粹的格言集，其中找不到任何鄙俗的言辞，可笑的譬喻。孔子有弟子5000人，他可以成为强大的党派的领袖，但他宁愿教育人，不愿统治人。”这就显然太偏颇了——他说的这三部书，分别是《大学》、《中庸》、《论语》，而《大学》、《中庸》并不是孔子的书，像所有欧洲的作家学者一样，把所谓儒家等同于孔子，以为孔子及其所谓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实际上，中国文化是儒释道合一的文化。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伏尔泰们对孔子的赞赏，其实对中国文化，的确存在着某种典型的偏见和误解。
　　
　　对孔子的崇拜，伏尔泰几乎是五体投地。他用诗赞美孔子：“他谦虚地探索，让人不要迷失于世界，让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他只用智者的身份说话，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然而我们相信他，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这样的。”而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表现，伏尔泰几乎是完全倾倒。他根据中国悲剧《赵氏孤儿》改编成的戏剧作品《中国孤儿》，在剧名下又加了副题《五幕孔子的伦理》，该剧1755年8月在巴黎法兰西剧院公演时，伏尔泰甚至公开表示：“这部中国戏，无疑是胜过我们同时代的作品的。”事实真如此吗？并不见得，至少此前莎士比亚的多部作品，在艺术价值上，就远远超过了《赵氏孤儿》。故而，许多国内研究者对此曾叹息着说，西方作者不一定在史料功底上强于中国研究者，很多人还受困于对文化和国情了解不够，用一个研究者的说法，他们的作品受到追捧，纯粹是由于中国读者“天然地相信外国人更加客观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诸如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和罗伯特·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仅出版后几个月的时间，就在中国获得了数百万的销量，貌似是奇迹，其实也必然：我们试图通过某个外国作家的眼睛，客观地审视的中国。
　　
　　其实，除了作为启蒙运动领袖的伏尔泰，其他为法国大革命进行思想准备的伟大人物，如孟德斯鸿、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及雷尔巴赫等人，都曾受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定影响，也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做过肯定或批评的深刻生动的评论。客观追究的话，中国文化从公元10世纪开始，就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要在一篇短文中一一成列，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触动我写作本文的根本动因，是阅读了最近刚刚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乾隆的骨头》。
　　
　　《乾隆的骨头》的作者叫亚当·威廉姆斯，他是其家族170年来英国怡和洋行驻中国的第四代首席代表，作为冒险家、商人、作家，他娶了中国女作家虹影为妻。说实话，从1911年武昌首义胜利推翻大清王朝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10多年军阀混战的历史，为什么一直被中国本土作家直视，反倒被一个外国作家写了，并且还写得那么令人心碎！由是我想，盘点一下洋人眼里的中国，对中国作家而言，或许是一种警示。
　　
　　雨果：粉碎的花瓶
　　
　　法国文豪雨果对中国文化由景仰而情有独钟，其追求之热切，之执着，不仅超出了法国人的想像，也远远超出了我们中国人的想像。他在其作品《趣味》中断言：“由此产生了两首巨大的诗篇。此为‘太阳神’，彼为‘中国龙’……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标志出这最高趣味的两极。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腊，另一端有中国。”而在其名著《笑面人》中，也曾有这么一句话：“中国在发明方面总是跑在我们前面：印刷术，大炮，气球，麻醉药，都是他们先有的。”
　　
　　事实上，作为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画家。在长达60多年的文艺生涯中，他的其如椽巨笔，已经使他成为了全世界最伟的大作家之一。他一生为穷人、为弱者、为妇女和儿童的权利说话，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说话，他在一个多世纪前写就的亲笔信《致巴特勒上尉》一文中，他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我们常说：希腊有帕台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如果说，大家没有看见过它，大家也梦见过它。这曾是某种令人惊骇的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如同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显出亚洲文明的剪影。然而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有一天，两个强盗（英法）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看来，胜利女神可能是个窃贼。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由两个战胜者分担。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中还与额尔金的名字有关，这注定又会使人想起帕台农神庙。从前对帕台农神庙怎么干，现在对圆明园也怎么干，而且干得更彻底，更漂亮，以致荡然无存。如果把我们所有大教堂的所有财宝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园中不仅有艺术珍品，还有成堆的金银制品。丰功伟绩，收获巨大。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口袋，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我们欧洲人，我们是文明人，中国人对我们则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法兰西帝国吞下了一半的胜利果实，今天，帝国竟然带着某种物主的天真，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陈列出来。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赃物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雨果在巴黎的故居内有一个“中国沙龙”，里面陈列着雨果多年用稿费陆续购买来的中国艺术品，墙上则挂满了雨果的“中国题材画”。这个被誉为“一首真正的中国诗”的沙龙，也给了雨果不少诗的灵感。1877年的一天，雨果的女仆不小心把他心爱的一只中国花瓶打碎了，雨果立刻写了《粉碎的花瓶》这首诗。诗的起兴惊心动魄：“老天哪！整个中国在地上被打得粉碎！”这是他“绝无仅有的花瓶”，是“难得一见的奇迹”。中国花瓶是瓷器，在法文里“瓷器”和“中国”是同音词，雨果是不是在感叹中国在列强欺凌下的山河破碎？中国花瓶碎了，雨果的心也碎了。
　　
　　伏尔泰：以中国为例
　　
　　尽管我不愿意，我还是崇拜他们，却又为他们带上了桎梏，我发现其著作教育了全天下。我看到了一个历史悠久、手艺精巧和人数众多的民族。其国王以智慧为其势力的基础，以其已归附邻居为幸运的立法者，不用征服而统治和由风俗习惯行使政权。……我的心在暗中嫉妒他们的道德，作为胜利者，我想与失败者齐身。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就是我们立国的大本。我们大宋朝虽已被推倒，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用不会灭亡的。你把大宋朝的法律、风俗、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你可以把这些宝贵的教训宣讲给我的人民听，现在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胜仗的君王了。忠勇双全的人是值得人类尊敬的，我要以身作则，从今起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摘自《中国孤儿》）
　　
　　在伏尔泰眼里，中国近乎完美，在其著作《哲学通信》和《风俗论》里，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写作朴实无华，没有虚幻的人为想象，而是是一部没有玄虚的理性的历史。他说：“让我们首先注意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在我们还没有使用文字时，便已有了一部用固定的语言撰写的连贯的历史……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的：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蚀月蚀、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
　　
　　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古籍所以值得重视，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其他民族起源的书，就是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话、寓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诈术。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当然，正如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里所说的那样：“伏尔泰和自然神论者勇敢地把天主教传教士所培植起来的对中国的赞美转用于反击教会，他们以中国为例证明法国可以有道德而治理良好，无须一个教士阶层掌握着法国五分之一的土地。”中国禅宗所说“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相比之下，伏尔泰的浅薄难以掩饰，最明显的例证是他那幅横批为“万有真元”的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