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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及父母、亲戚、家人的那部分文字，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更具挑战性，因为这带着更多的纪实因素，有客观的参照制约，而且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伦理上，都不允许随意挥写。
文学史上，许多大家都尽量不写家人父母。杜甫偶尔写到“老妻”、“稚子”，但在他的近乎年谱的“诗史”中，始终不见父母的影子。杜甫不仅不写父母，也回避和父母有关的事物——有学者根据杜甫旅居四川的诗篇中从来不写海棠花，推测他母亲的名字可能就是海棠。鲁迅在书信中偶尔提及妻子、爱人和孩子，杂文和小说却很少对他们进行正面描写，而他留给父母的文字就更加稀少。这让我们怀疑如此的刻意“不写”，是否属于中国文人的一种“避讳”：不想用自己的文字惊扰已死或尚存的亲人，不愿让父母在自己的文字中“示众”。
但这也只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方面。另一些作家却频繁写到家人父母，《诗经》许多诗篇经常出现父母兄弟的形象，屈原的楚辞经常提到神秘的不知道是妹妹还是女性伴侣的那个“女须”，至于潘岳、苏东坡的悼念亡妻，陶渊明的训诫子弟，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李密的《陈情表》，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袁枚的《祭妹文》，沈复的《浮生六记》，更是脍炙人口。到了当代，王蒙、余华、苏童们的“审父情结”，阎连科对父母叔伯的永难兑现的孝敬之心和愧疚之感，都真实可信，令人观之动容。
安妮属于这后一类下笔不避其亲的作家，她这方面的笔墨可谓肆意酣畅，因为她在“棘心夭夭，母氏劬劳”（《诗经•邶风•凯风》）的千古感念中，解放了亲人之间狭隘的角色身份，大胆真率地探索作为孤独的个体的亲人之间那种普遍的人际关系。换言之，她把亲情理解为广漠宇宙中另一种“邂逅”，在亲情体验中，多少也掺进了若干她精于揣摩的“邂逅”的因素。
《清醒纪•弟弟》用极朴素透明的语言，温暖而清晰地写到“弟弟”的青春焕发，弟弟逐渐长大之后所拥有的自己的世界，弟弟不爱学习但有自己的阅读空间，“我”像母亲一样对弟弟的呵护和一度拥有的强势，因此的隔阂和超越隔阂的姐弟之情，弟弟眼里所见和心中所忆的姐姐的历史以及姐姐在时光中的改变，弟弟的“恋爱越谈越孤独”的苦恼，以及多年在外的“我”清早醒来听到弟弟的声音时那份突然来临的感动。
《蔷薇岛屿•栀子》类似一个短篇纪实小说，写父亲死后两个月，母亲来北京与“我”共同度过的七天。更加饱满的对父母的刻画，对爱人、孩子、祖母、弟弟的描写，可以参看本书选录的《清醒纪•他她》，《素年锦时》之《人情》《兰花》《童年》《锦衣》《孩子》诸篇，以及《眠空》的相关文字。
亲人，有时不免会成为我们冷静打量的“邂逅”的对象，但这种打量，最终并无损于从血缘纽带而来的伟大的亲情，相反，经过这种打量，对亲情的认识还会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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