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做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心里面在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有一种命运感，是不是我从此就不能再写了，因为很多人当了官都不能写，我虽然其实也不算什么官，但是我有一种命运的暗示一样，挺恐慌的，怕自己写不出来……”

　　看到王安忆在《谈话录》中如此推心置腹地和她的同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回顾她迄今30余年文学人生的整体景观时，我异常惊喜，我们很多同行对王安忆以往接受采访时的不热情是有同感的——难得她在17万字的文本里如此细致地现身说法，这将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有价值的王安忆研究资料——它强烈的原生态和现场感让我无法不联想起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以及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尧和《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5年前联袂主编的“新人文对话丛书”。

　　“新人文对话丛书”中我印象较深的有《王蒙郜元宝对话录》和《贾平凹谢友顺对话录》，作为对话者的郜元宝教授和当年开始走红的谢友顺，还有张新颖教授，都是术业有专攻的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因此他们能够站在同一或比较接近的智识水平线上去激发作家们的连珠妙语——我判断真正高水平“对谈”的一个“粗暴”标准是是否有比回答还长还细的提问。我很高兴我的联想是对的，从张新颖那里知道，《谈话录》正是好几年前在林建法的督促下完成的。

　　1967年生人的张新颖首先是作为1954年生人的王安忆的忠实读者来提问的，但张新颖同时又提出了作为一个专业评论家的话语模式预设：“我愿意从具体的、简单的、感性的、经验的东西说起”，“就是从你个人出发来谈文学”，“我们虽然认真，也可以谈得放松一些。”张新颖从王安忆那里收获的是最生动鲜活的“创作谈”，但王安忆在对谈中遇到文学史上的流派界定等盲点时也会请教张新颖。

　　在回顾“成长”时，王安忆没有回避母亲茹志鹃对自己的提携，也详细谈到了少为人知的1940年从新加坡归国的父亲。尽管王安忆现在否认是书写上海的代言人，但童年时的保姆给了她这个非上海本地人了解上海市民性的重要机会：“我们家的这些保姆都是我们的引路人，她们很顽强地把她们的色彩带到我们家来，她们嫌我和我姐姐名字不好叫”，而回顾“文革”时，王安忆的阅读记忆呈现出那个时代更多的复杂性：“那时候的人比现在的人生活得文学，比现在的人生活得有文学性。”

　　书中第二章主要是对影响她写作进程的两大“关节口”的感恩——“文革”后第一批“文学讲习所”（即后来的“鲁迅文学院”）和1983年与母亲同去聂华苓、保罗•安格尔联合主持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后者是王安忆国际化视野形成的第一步，之后才有第三章中重点谈到的她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德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旅行经验。

　　王安忆如今贵为上海作协主席并由作家而复旦大学中文系专职教授，当然难免傲慢，但她对叶辛、陈世旭等成名较早作家在“文学讲习所”时期对她的照顾仍怀感激，而且把陈丹青（也曾在《收获》上和她长篇对谈）和史铁生两位同代朋友单独列出来回顾——第四章和第五章才是集中回顾冰心、萧军、宗璞、汪曾祺、王蒙等“前辈”和张承志、莫言、迟子建和余华等“同代人”，以及乔叶等后辈作家。

　　《谈话录》最后一章在剖析王安忆的“写作历程”时谈到《长恨歌》就戛然而止了，这个遗憾被《对话启蒙时代》“‘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之一（张旭东、王安忆著，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一版，20.00元）弥补。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教授张旭东对王安忆2007年出版的《启蒙时代》评价非常高，“在《长恨歌》之后，王安忆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期不是一个山尖儿，而是一个高原。”

　　《对话启蒙时代》主要收录的是：王安忆2007年4月中旬第二次访问纽约大学时与该校东亚系师生的座谈；2007年6月29日，张旭东在王安忆寓所与其进行了关于《启蒙时代》的长篇对话；同年7月2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张旭东关于《启蒙时代》的演讲和罗岗、倪文尖等沪上学者与张旭东关于《启蒙时代》的谈论。

　　王安忆在《对话启蒙时代》中谈的不少精彩内容在与张新颖对话时都已谈过，这说明高质量的思辩成果在这个时代仍是珍稀资源。而且由于张旭东等人竭力往形而上方向谈，因此我更偏爱平实一些的《谈话录》。此外，《对话启蒙时代》作为一本书的合理性前提是《启蒙时代》这部小说有足够的价值，但这仍然是有争议的。新锐批评家李静曾用“不冒险的旅程”概括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建军曾尖锐批评《启蒙时代》“用笼统而抽象的概括性叙述，代替了具体而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形象刻画”。

　　因此，我更期待看到李建军和李静们对《谈话录》和《对话启蒙时代》的直接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