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不想上梁山，把他逼上梁山的第一推手是闲通判黄文炳。《水浒传》介绍黄文炳，“这人虽读经书，却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褊窄，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黄文炳的哥哥黄文烨是个大善人，他对弟弟的作为很担忧，骂他说：“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若有天理之时，报应只在眼前，却不是反遭其祸！”！”《水浒传》把一个热心为朝廷干事，不渎职的黄文炳作为反派，而把宋江、朱仝私放晁盖、宋江、雷横作为忠义之举，恐怕有点本末倒置。其实通判不是一个闲官，黄文炳也不是一个贪官。

　　黄文炳的官职是通判，宋代通判不是知州的属吏。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的兵权，选派文人以朝臣身份出守州郡，官名为“权知军、州事”。“为了防止州郡官尾大不掉，又在州郡设通判，作为副职，与权知军、州事共同处理政事，其职责为：“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通判还有一个职责：“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剌举以闻。”这样看来通判不是一个闲官，有关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连署方能生效，府州大小事宜通判和知府有同样的最后决定权，知府不能独断专行。通判还并有监察官吏之权，号称“监州”。当然监察的对象主要是知府，并能直接上报朝庭，公务量不在知府之下，所以通判不是一个闲官。

　　北宋末年的朝政腐败，蔡京当权，江州知府蔡九是当朝权臣蔡京之子，黄文炳拜访蔡九“撞着府里公宴，不敢进去”。连知府家门都不敢出入，监督也是形同虚设，因此只好住在无为军这个“野去处”，当个“闲通判”。不过在府州军监这一级政权中，军一般不设通判。黄文炳这个通判也只能是个闲人。

　　黄文炳是闲人不闲，江州浔阳楼墙壁上那么多题诗，他偏偏看中了宋江的那一首，而且马上就嗅出了宋江诗词中的“反意”来，不能不说其政治嗅觉的灵敏。写反诗罪该绳法，黄文炳深知这一点，为了慎重起见，他又再读再品，一句一评得出题诗的是个自负不浅、不依本分的配军，最后才得出“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的结论。第二日拜见蔡九知府是先打听“京师近日有何新闻”？当蔡九知府告知东京小心歌谣，他马上分析出谣言所隐藏的祸端，这才抖出浔阳楼的反诗，建议知府立即捕人，以防意外，可见其颇有心计，办事干净利落。宋江被捕后深知死罪难逃，在戴宗授意下，他“尿屎秽污全不顾，口里胡言乱语，全无正性，浑身臭粪不可当”，装疯装的逼真，瞒过了众人，就是瞒不过黄文炳，可见有眼力。为救宋江，吴用是绞尽脑汁，先用计把圣手书生萧让及玉臂匠金大坚“骗”上山，然后请萧让模仿蔡京的笔迹写了家信，又请金大坚刻了“翰林蔡京”的图章盖在家书上，吴用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被黄文炳一眼识破。从家书上过时的图章这个极不为人注目的地方，识出破绽，这也是的确不简单的。这一切都说明，黄文炳缜密精细、敏锐善断，有着非凡的才干，同时还有着关心国事的忠心。黄文炳说得上是一个非等闲之辈。从这个角度讲，黄文炳揭发宋江的反诗，是尽忠尽责，并不是“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