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渐渐瘫软，瘫软成一滩臭气逼人的腐肉，成群的虱子和跳蚤从她的身体上乱纷纷地，或爬或蹦地逃离了。腥臭的、腐乳状的脑浆从她的被打裂的脑壳里迸溅出来。［4］586-587

这显然不是“失手”，而是借机宣泄对婆婆、对上官家的满腔仇恨了。小说中上官鲁氏暴力的“合法性”、可同情性，来自前面所写婆婆和丈夫对她的虐待及暴力行为。

上官鲁氏形象的叛逆与反抗针对的是封建压迫与政治军事斗争中的非人道方面。作者莫言如此描写，也可看作对以往包括《苦菜花》在内的革命历史叙事的颠覆与反叛。对照《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与《苦菜花》中的冯大娘，笔者感觉，莫言对冯大娘像对待自己子女一样对待八路军男女战士颇不以为然，对冯大娘眼看自己小女儿手指被一根根掰断也不肯说出八路军兵工厂机器埋藏地点的做法觉得不可思议。《丰乳肥臀》隐含作者暗示给我们的伦理观是：国家、民族、阶级斗争都是男人们的事，母亲最神圣的天职是保护自己的孩子。[1]当然，我们也可将《丰乳肥臀》的这种处理解释为是对《苦菜花》相关描写的补充，即：揭示在那个年代也存在着不像冯大娘那样“进步”或那样“革命”的母亲，认为她们爱护自己的子女，为自己和子女的生存而奋斗、挣扎值得同情，对之不应苛责。

不过，看作品的具体描写及作者的创作谈，莫言对上官鲁氏的伦理观是激情洋溢地赞美，而不只是宽容和同情。

二、性、政治、暴力与审美

对于性道德的认识与表现，《丰乳肥臀》从正面直接受《苦菜花》启发，并将其某些方面推向极致。《苦菜花》除了写德强与杏莉青梅竹马的初恋、赵星梅与纪铁功理智克制情欲的革命之恋、王东海与白芸的无果之恋、姜永泉与娟子的终成眷属，还写了从阶级论观点与日常伦理标准看会受非议的杏莉妈与长工王长锁、花子与老起的私通，而且对这种私通持同情乃至赞赏态度。这在作品写作的年代非同寻常，也是给莫言印象最深的地方。于是，在《丰乳肥臀》中，莫言集各种不伦之恋、不伦性关系之大成，对各种发自本能、充满野性的性关系大肆渲染。除了上述上官鲁氏的行为，还写到大姐上官来弟与土匪私奔，写她性欲难耐时以乳房引诱亲弟弟并与妹夫司马库私通，后来又爱上以前的妹夫鸟儿韩。写到上官鲁氏为激发儿子上官金童身上的“男人气”而为之拉皮条。这方面，《丰乳肥臀》又是对《红高粱》主题的发扬光大，即讴歌以性本能为象征的人的原始生命力。

莫言对《苦菜花》一段情节的评论耐人寻味。

《苦菜花》第十八章写八路军排长王东海在八路军女战士白芸和寡妇花子之间进行爱情抉择，最后选择了花子。莫言说自己当初看了这段描写感觉很难过、很不舒服，觉得这样写不好。但走上文学道路之后，“才觉得这个排长的行为是非常了不起的，回头想想花子和白芸这两个女人，我竟然也感到花子好像更性感，更女人，而那个白芸很冷”。［2］47

而《苦菜花》小说文本对王东海情爱抉择原因的解释却是：王东海虽然觉得白芸“那么可爱，那么美好”，拒绝了白芸之后仍然对她有些留恋，但

长期的苦难生活，贫困辛劳的人们，把爱与怜混淆在一起了。由于同情而产生爱，也由于被同情而产生爱，更多的是互相同情互相感恩而产生更深沉的爱。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认为爱怜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是一个东西。以同情来作为爱情的基石，这是农人们在苦难的命运中建立起的最诚挚最深湛的一种感情……［3］495-496

当初面临生死抉择时，王东海被姜永泉的妻子冯秀娟救下，姜永泉于是陷入危险；花子为救姜永泉而牺牲了丈夫老起。所以，王东海选择花子，最初主要是因同情孤儿寡母，也为感恩报恩。可以说，莫言对王东海情爱选项的解释是一种“创造性误读”：他有意将原作的理性主导、理性带动感情的思维，转换为从感性出发的思维，侧重强调其中的“性感”、“女人味儿”之类生理因素。

《苦菜花》里的爱情，有野性的、反抗的、非政治的内容，比如杏莉妈与王长锁、花子与老起，但更多是建立在共同政治立场上的爱恋，例如纪铁功与赵星梅、姜永泉与冯秀娟、王东海与花子等。杏莉与德强虽是少年人的朦胧初恋，二人也有相同政治立场。《丰乳肥臀》受其前一种类型（即与政治立场无关的纯野性原始性爱）启发，全书充斥着野性之恋：上官家来弟、招弟、领弟、盼弟、念弟姊妹五人分别爱上或嫁给了国民党别动大队司令司马库、土匪与汉奸沙月亮、八路军爆炸大队战士孙不言、八路军爆炸大队政委鲁立人、美国飞行员巴比特，但她们进行爱的选择时丝毫不曾考虑政治因素。即使是五姐盼弟，也是先有了野性的爱才选择了共产党和八路军。

按《苦菜花》以及所有“红色经典”的历史观，共产党及其军队最后能得天下，首先是因其得民心、受到下层贫苦百姓衷心拥护。冯大娘一家与八路军的关系，形象演绎了“军民鱼水情”。而《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一家与爆炸大队的关系很游离：上官鲁氏也承认“人家待咱不薄”，但她决不会把爆炸大队的官兵当成自己的子女。她在得知儿子被爆炸大队关押时，还动手打了试图阻拦的马排长一个耳光，放出磨坊里关押的人，包括国民党官兵，导致双方暴力冲突，死伤多人。在《丰乳肥臀》中，鲁立人的队伍虽然纪律不错，但在老百姓吃草根树皮时他们吃白面馒头；鲁大队长与村里的“干娘”们有暧昧关系，最后还把小号兵马童当成替罪羊杀掉；他们虽不像司马库那样滥性，却也不具备司马库堂堂正正、敢做敢为敢当的男子气，而耍小阴谋绑架沙月亮的女儿沙枣花以逼其就范。司马库赶走鲁立人时先礼后兵，动用暴力有克制、有限度，“仅仅打死打伤了爆炸大队十几个人”，［4］167而几年后爆炸大队改编成独立团杀回时，却向正在看电影的有众多乡亲在内的人群突袭，投掷十几颗手榴弹……莫言这方面的描写，是对《苦菜花》军民关系描写的彻底颠覆。

作为“新历史小说”，《丰乳肥臀》未必有其整体化、本质化的历史观、政治观，也未必认为是生命本能决定了历史走向、是阴谋诡计和血腥暴力决定了政权得失。它要做的只是解构和颠覆已有权威体系和主流观点，按作者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来还原“历史的真相”。［2］49它用以解构的武器是感觉宣泄，是审美挑战。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莫言对于暴力的态度。

《苦菜花》及其姊妹篇《迎春花》出版不久受到有些批评家非议的原因，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5］2关于“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其实只是因冯德英的艺术描写在某些方面对僵硬的阶级论框架有所突破。《苦菜花》的价值观总体上还是与当时其他“红色经典”关于“富人都坏、穷人都好”的观念一致的。至于所谓“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或曰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的“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6］177这恰是莫言最欣赏的地方。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将冯德英作品显示出的这两方面特征发扬光大，推向极端，《苦菜花》的暴力描写更被莫言继承发扬，成为莫言创作的最显着特色之一。如果说冯德英对战争暴力的描写给人的印象是提倡“和平主义”，即反战、反暴力，那么包括《丰乳肥臀》在内的莫言作品给人的印象却是作者对暴力态度暧昧，甚至有欣赏成分。这也是莫言与其他“新历史小说”作家如张炜、陈忠实、刘震云等不同的地方。莫言欣赏《苦菜花》关于杏莉死亡描写的悲剧美，欣赏杏莉妈与王长锁偷情的病态美，赞美花子与老起爱情的野性美。［1］39《丰乳肥臀》追求的美，就是这种悲剧美、病态美和野性美。它赞美原始生命力、同情非道德的爱情，它详尽展示暴力细节、大肆渲染暴力场面，也是为造成一种独特的“野性美”。因此，他写上官鲁氏杀死婆婆时，如同“红色经典”中的“斗地主”场面，提倡的是“以牙还牙、以暴抗暴”。

三、冯德英和莫言小说中的不同“真实”

《苦菜花》和《丰乳肥臀》前半部写的都是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半岛军民的生活，冯德英和莫言都追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都以真诚的态度从事创作，但《苦菜花》与《丰乳肥臀》所呈现出来的“真实”差异巨大。当下相当多新锐批评家认为《丰乳肥臀》比位列“红色经典”的《苦菜花》更真实，但当年参加过胶东抗战的老战士却认为莫言的描写不真实。这里有必要探究两部作品的不同“真实”性及其成因。

冯德英的老家昆嵛山区是革命老区，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冯德英本人出身于革命之家：父亲、兄弟姐妹乃至姐夫都参加了革命，母亲也是位典型的“革命母亲”，类似于“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战争年代，他们家“被敌人称为共产党的‘干部窝’、我党干部谓之‘招待所’”。［3］555而莫言的老家高密抗日战争时期属于“游击区”，是日本人、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拉锯战”的区域。[2] 莫言的家庭出身是中农，在战争年代他们的家庭与共产党、八路军是有距离的。

据莫言讲，他小时候也听母亲说抗战时期他们家里驻扎过游击队，母亲给他讲“那些军官和那些女兵的故事”：

说男的如何的有才，吹拉弹唱样样行，写就写画就画，那些女的个个好看，留着二刀毛，腰里扎着牛皮带，挂着小手枪，走起来像小鹿似的。我以为母亲说的是八路军，但长大以后一查文史资料，才知道当年驻扎在我们村子里那支队伍是国民党领导的队伍。［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