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英小时候亲眼见到母亲如何爱护八路军，八路军男女战士如何把母亲当作自己的母亲、如何依恋冯家这个“家”。他甚至亲眼见到过女八路如何唱着歌从容就义。莫言出生于1955年，他童年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是饥饿感，是村社干部如何横行霸道，是自己如何受到老师的歧视和体罚。从情感体验说，尽管莫言多次表达过他对母亲的深情，但他还曾说：

我确实没有感到人间有什么爱。我始终认为，家庭对任何孩子来讲，绝对是种痛苦，父爱、母爱非常有限度。所谓的父爱、母爱只有温饱之余才能够发挥，一旦政治、经济渗入家庭，父爱、母爱就有限得脆弱得犹如一张薄纸，一捅就破。当然可以歌颂母爱，歌颂父爱，但极端的爱里就包含了极端残酷的虐待。［2］18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极端贫困的生活和过度的劳累，使莫言的父母没有像许多父母那样表达他们对子女的温情。这也与《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显示自己对子女母爱的方式一致。

总之，冯德英和莫言记录或表现的是他们各自感觉和认识到的“真实”。他们都是真诚的作家。我们研究者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其中的一种“真实”去否认或取代另一种“真实”，即使作家本人也有这种局限。比如，冯德英认为莫言笔下的抗战不真实，[3] 莫言在将自己的作品与“红色经典”对比时则说：

究竟哪个历史才是符合历史真相的呢？是“红色经典”符合历史的真相呢还是我们这批作家的作品更符合历史真相？我觉得是我们的作品更符合历史的真相。［2］49

这一判断很容易得到新时期以后反思“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者们认同。但笔者却认为不能轻易下此结论。包括冯德英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家们固然有其明显的时代局限，他们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规训”，在“灰阑”中叙事，有些确如莫言所说是“不得不那样写”（比如将穷人基本都塑造为正面人物、将富人基本都当作反面角色来写），但《苦菜花》塑造的“地主婆”杏莉妈却是例外。这是因为作者本人早年有过亲身经历：他小时候曾经常到一户地主家去玩，感觉那家的女主人心地很善良，对穷家的小孩很好。［7］56但他写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情深也以亲历、亲见为基础，而非被“规训”的结果。由于这些“红色经典”作家所写内容有“亲历”作基础，他们所描绘的生活画面更具历史现场感。冯德英抗日战争时期固然尚未参军，但作为已经记事的儿童他亲身经历了反扫荡时的逃难、亲眼见到了八路军与当地村民的实际交往和密切关系。莫言描绘过去年代时创作环境大大宽松，对战争和革命的书写更加自由，但他对战争年代的描绘全凭艺术想象，他所描绘的真实是想象出来的真实。他对于过去年代社会关系的描绘，也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根据自己亲历的1950年代以后的现实“逆推”历史的结果。这样，他“明确地把历史和现实联系成浑然一体”，“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2］13如同根据自己在黄县当兵时打靶的经历来想象战争生活，如同有感于现实中“种的退化”而作《红高粱》，莫言是根据现实中他遇到的“那些狡黠的村干部”而塑造鲁立人形象、表现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民关系、干群关系，根据母亲的讲述加上自己的想象塑造司马库及其手下官兵的形象。莫言在生活中“没有感到人间有什么爱”，《丰乳肥臀》中就不可能出现《苦菜花》中那种关于人伦情和同志情的描写。［8］41－45

忠于自己的感受，能使艺术描写更显真诚，天马行空地虚构艺术世界也更为自由、更能发挥想象力；但这样描绘出的历史生活，难免与历史原貌有距离。莫言说，他在《丰乳肥臀》中“突破了所谓的‘真实’”，他这里本意是指在地理空间上的“突破”，即把 “植被啊，动物啊，沙丘啊，芦苇啊”这些“在真正的高密乡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写进去，［2］60其实还应包括把历史时间中不曾存在的东西写进去。

因此，如果说冯德英所写的“真实”是受到主观客观限制、受到一定框范的“真实”，那么莫言所写的“真实”是作家自己心目中、自己视野中的“真实”。对此我们应有较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它们各自存在的价值，也要看到它们所受不同类型的局限，而不应简单地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

[参 考 文 献]

[1]　杨扬。莫言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　孔范今，施战军等。莫言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　冯德英。苦菜花［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4]　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5]　冯德英。迎春花［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6]　龚奎林。论《苦菜花》的文本生产与版本传播［J］。新文学史料，2010（2），第177页注⑩。

[7]　杨政，胡蔚蘅。大地母亲的馈赠——冯德英艺术评传［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0.

[8]　阎浩岗，李秋香。“反着写”的偏颇——《丰乳肥臀》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彻底颠覆及其意味［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1]小说第十七章大姐来弟对蒋政委关于“不该投降日寇”的指责，回答就是：“这是男人们的事，别跟我一个妇道人家说。”（第147页）她的母亲上官鲁氏的道德观应该与其差不多。上官鲁氏也佩服后来投降了日军的沙月亮“不是孬种”。

[2] 根据有关史料及笔者2013年7月31日下午在青岛冯德英先生家中对冯先生现场采访。

[3] 根据笔者2013年7月31日下午在青岛冯德英先生家中对冯先生现场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