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内“左”的思潮占主流地位的文艺批评界，对老舍着作的评价普遍不高，认为其作品的思想境界不高、阶级划分模糊、文笔油滑，此种见解和广大读者的认知形成强烈反差。文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从文艺理论的角度，从生活实际出发，以及对幽默的评价等三个层面入手，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从而试图解释老舍代表作能成为经典，以及老舍文学创作道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由。文学特质的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文学概论、巡警、学生运动、幽默。

老舍先生1924年在英国伦敦一边教书，一边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从此走上了现代文坛。他的头三部小说都是在郑振铎和叶圣陶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的，而且《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分别是当年仅有的一部得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现代长篇小说，从而确立了他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之一的地位。他的文学作品，以小说和戏剧为主，受到了几代读者和观众的持久的热烈欢迎，并在世界上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播。他的文学作品已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杰出代表。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特别是在他健在的时间里，都常常被左翼主流文学界视为是一个“另类”，评价并不高，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中国的左翼文学由于种种原因其文学成就本身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出成绩，还不如以巴金、老舍、曹禺为代表的中间偏左的无党派文学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大，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极其贫穷的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左翼文学理论却是十分强劲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界，无可争议地占据了主流地位。正是这种主流势力对老舍的文学实践，长期以来持有不同的看法，视其为“另类”，和他在读者与观众中受到的欢迎的热度形成了强烈反差，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奇异的特别现象。

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应该细细地剖析一下。

茅盾先生在1944年纪念老舍先生从事创作二十周年的文章中，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赵子曰》给我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文坛上正揪起了暴风雨一般的新运动，那时候，从热烈的斗争生活中体验过来的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和《赵子曰》是有不小的距离的。…对于《赵子曰》作者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个人私意也不能尽同。”〔1〕

这段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是清楚的，那就是：老舍和“我们”是不一样，而是有不小的距离的。

1950年初，老舍刚由美国回来。他的头一批作品是一批曲艺作品，正像抗战初期他的头一批作品也是通俗文学作品一样。然而，由他的日记中发现，有一篇叫《劝北京人》的段子，竟被退了稿。此段是鼓词，有140行，1月18日写得，2月2日日记披露：“赵树理来，退回《劝北京人》，另拿去《生产就业》。”〔2〕赵树理当时是《说说唱唱》杂志的主编。老舍和赵树理是刚刚在北京结识的朋友，而且两人一见如故，结为终身好友。赵树理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清楚地知道在共产党的方针指导下办文学杂志的宗旨和规矩。这种退稿的事，对老舍而言在1949年底之前是非常罕见的。此次退稿的具体原因不祥，对老舍而言明显不是鼓词写作技巧问题，“不合时宜”大概是跑不了的。从此之后，被退稿的事，便时有发生，已不再鲜见。

1953年9月第二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下属的各协会也分别举行会议。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改名“中国作家协会”。会上老舍当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其实，在选举时，老舍先生遇到了麻烦，一些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并不同意选他当作协副主席，认为他没有这个资格。结果他只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主席是郭沬若，副主席是茅盾、周扬。经过说服之后，才被选为中国作协七位副主席之一，排在周扬、丁玲、巴金和柯仲平之后。老舍一贯是不计较名誉地位的人，一再表示不愿有什么职务，只愿多写作，但对此次受排挤他表现了少有的愤怒和不满。抗战时期是老舍自己生活历程中极为重要的阶段。他走出了书斋，投身到时代洪流之中，忍辱负重，受了很多苦，吃了很多亏，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坚持把“文协”大旗扛到抗战胜利，连续七年回回都是以全票当选为“文协”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受到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称赞和支持，也得了广大文学工作者一致的高度评价，成为活跃在文艺战线上的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文协”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全国文联的前身。“文协”总部设在重庆，在全国各地都有分会，陕甘宁边区的延安也有分会，延安分会的负责人是丁玲。他后来直接在给友人的信中自称他是当时“文协的主席”。〔3〕怎么反倒连一个作协副主席都不能选上呢。他对少数来自解放区的年轻作家的无知和傲慢感到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众所周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本人最满意的一部小说，他认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但是，就是这么一部书，1949年以后再也没有再版过，广大读者再也没有机会买到和读到它，连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也不知道老舍写过这么一部长篇小说。作为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的周扬曾经要老舍修改这部着作，像要求巴金修改他的《家》和要求曹禺修改他的《雷雨》一样。因为时代不同了，要求老舍按当下主流的意识和标准重新审视《四世同堂》，改好之后方可再版。周扬还具体地指出了几条必须修改的地方，譬如，把“蒋委员长”改成“蒋介石”，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改掉，把国民政府系统的地下抗日特工改为京西游击队，等等。老舍先生听后，反问了一句：“您不是老要求我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论办事吗？我这是写的历史，沦陷的北平老百姓只能说盼着蒋委员长回来，而不会说盼着蒋介石回来。”不过，他还是老老实实试着修改。从修改过的笔迹上看，他只改了十几章，而且完全是只对个别修词和标点符号进行了极少量的修改。实在改不下去了，便向周扬回话：“改不了，我还是去写新的吧。”周扬的回答很干脆：“那就不能出版！”《四世同堂》便彻底销声匿迹了。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底，相隔三十二年之后才得以重新面世，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同时按原版进行了再版。1949年以后，由于同样的道理老舍诸多部小说中仅仅再版过《骆驼祥子》（1955年）、《离婚》（1963年）和《老舍短篇小说选》（1956）三种，而且《骆驼祥子》是被作者删去了最后一章半，对《离婚》也略作了修改，才得以出版。

以上四个小例足以说明在主流意识领域里老舍的创作实践是存在问题的，多少有些“另类”。

究竟，老舍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和主流之间到底有哪些不同，甚至是逆反呢？

试做如下分析。

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

198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署名舒舍予的《文学概论讲义》〔4〕，这是一本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授课时写下的讲义，也是迄今发现的他的唯一一部文学理论着作。老舍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的时间是1931年至1934年，前后四年。据文献记载，他一共讲授过五门课，分别是“文学概论”、“文学批评”、“文艺思潮”、“小说及作法”、“世界文艺名着”。根据校方的要求，授课者必须写有讲义，写好后由校方负责铅印，发给听课的学生。根据家中发现的极少量保存下来的手稿判断，老舍的确门门课都写得有讲义。当时有的学生在校内图书馆里问过他“最近写什么呢？”，他总是答说忙于写讲义，无睱写小说。在济南写成的四部长篇小说基本上是靠每年的暑假完成的。济南夏季酷热，按老舍本人的说法，暑假里赶写长篇小说，是属于“玩命”的冒险之举。为了应付不断索稿之约，他不得不抽空赶写短篇小说和幽默小品，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出版于1934年9月，干脆就叫《赶集》，是“赶”出来的，包括15篇短篇小说，其中头一篇叫《五九》，写于1931年10月，最后一篇叫《也是三角》，写于1934年1月。遗憾的是，他在齐鲁大学写的五部讲义目前只发现了其中的一种，即《文学概论讲义》，其余四种均尚待挖掘。齐鲁大学是私立的教会大学，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帮助兴建的。由于学费较高和当时生源普遍稀少，就读的学生非常少。选修老舍讲授的现代文学课的学生还算多的，但据说注册者也只有三、五名，上课时多半都是有兴趣来旁听的朋友和粉丝。这就解译了为什么老舍写的讲义留存于世的数量非常少，难以找到。《文学概论讲义》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东北沈阳被偶然发现的，实属难能可贵。

这部讲义共分十五章，总字数十一万七千字。这是一部奇书。

它的“奇”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选，它是原创的，和以往的任何一部文学概论毫无共同之处，是作者自己想出来写下来的，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观点。它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有着扎实的理论依据，又充满了批判精神，既勇于否定，又勇于创新和立论。一本小册子居然直接引用了一百四十位中外古今学者、作家的论述、作品和观点。尤其难得的是作者能把刚刚在欧亚出现的新的文艺理论，包括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在内的最新的学说，根据需要都加以介绍和引进，成为一部内容极其现代和充沛的专着。它充分显示了作者融会贯通的本领，以及在纷乱和对立之中找到能属于自己并为自己所用的锐智。

其次，这是一位作家写的文字概论，而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文艺理论家的着述，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老舍写成这部讲义时，已有七、八年的写作经历，已经创作了六、七部长篇小说，有着比较丰富的实际写作经验，对把这些经验体会上升成理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主观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讲义不仅对学员们有价值，对从事写作的作家们也不失是一部有实际用途的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书，它会受到作家们的重视和喜爱，所以它是有独特意义的一部文学理论着述。

再次，这部文学概论讲义在理论上对文学有几个非常大胆和独到的见解，差不多都和主流的文艺理论是背道而驰的，是一种针锋相对的叛逆与对立，有着独树一帜的突破意义，尤其是在三十年代在左翼文艺理论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更是意义深长，非常不简单。

需要指出的是，对这部文学概论的价值直至今日依旧处在没有系统被研究的状态，实际上是一块珍贵处女地，是一个十足的学术空白。

它在理论上对主流意识和方针的叛逆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他反对“文以载道”，反对“诗言志”，反对“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他鲜明地反对这样的传统的正统的观点。

第二，他强调文学的特质是感情、美、想像这三种元素，而不是知识，不是哲理。

第三，他强调文学是解释人生的，在平凡的事实中提到一些人生的意义，这正是文学给人们的特定的知识和哲理，这才是文学必需，而不是一种消遣品。

第四，文学的使命是使人受感动，忽啼忽笑，由感动中思索人物与事实的遭遇，而后获得一些关于人生的意义的考虑，文学是不能太理智的，它要让人沉醉，而非依靠冷酷的讲理。

第五，怎么表现感情和思想比表现感情和思想本身对文学来说要有价值得多，怎么写比写什么对文学更重要。

第六，文学是独立的，不是政治的附庸，因为它有自己的特质，它不以传递知识、政策、哲理和技术为目的，否则那就是社论、哲学、政治和科学了，反正不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