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这本书的封面谈起吧。封面选用了沈从文自己画的一幅速写，左侧是上海外滩的外白渡桥，桥上是黑压压的庆祝五一的游行队伍；右侧下角则是黄浦江里的小小艒艒船。沈为这幅速写配了一小段文字：“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1957年五一前后，沈从文参加了全国政协安排的南下视察活动，此行他在上海逗留了十多天。其间，他一共画了四幅速写，每一幅都有文字说明，封面所选是其中的一幅。五一国际劳动节，照例要游行庆祝。这天一大早，沈从文从他所住的上海大厦窗口俯瞰外白渡桥上走着的红旗队伍：场面热闹，歌声飘荡，锣鼓喧天。可是沈从文与这个大时代的革命洪流格格不入，他简直像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电影里的人物，从“后窗”窥视外界，把焦点定在了黄浦江里的艒艒船身上。沈看世界的观点（point of view）非常不合时宜。

作者张新颖是个严谨且冷静的出色学者，写这本书，他基本用沈的书信和日记“说话”，很少加入自己的想法，不过在此，张新颖还是忍不住发挥了一下：“如果不嫌牵强的话，我们可以把沈从文‘静观’的过程和发现的情景，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喻。说得更直白一点，不妨就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同时，张新颖也把更多的想像余地留给了每一个读者。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沈从文从黄浦江上的艒艒船，联想到《边城》与《长河》，还有故乡湘西的一切。水和水是相通的。

这本书从1948年写到1988年沈去世。沈1902年出生，也就是说从他46岁写到86岁。虽说是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但如果没有沈在前半生赢得的赫赫文名，他后半生的意义也就要打折了。“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这本书，时时也在观照沈的前半生，如同一面镜像的效果。他一生的两段，看似不同却又统一，可断章分开也可重叠吻合。因为，无论创作还是研究，沈从文这个“人”是不变的，他的历史观、文艺观、人生观是不变的。

1949到来了，许多作家准备迎合新时代，跃跃欲试，可曾经最会创作的沈从文却一下子不懂也不愿创作了。49年1月，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标语和壁报，其中包括转抄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全文，加上收到恐吓信等多种因素，沈的压力到了“最高点”，显然，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几近疯狂和崩溃。1949年之前，沈和郭沫若等一批左派作家就有过文学观念上的针锋相对。他不怕文学争论，怕的是文学背后的政治。他知道郭沫若如今的地位，这是不是代表着共产党及新政府对他的态度呢？他忧心忡忡，“逐渐陷进一种孤立下沉无可攀援的绝望境界”。朋友们把他接到清华园休养一阵，但不见好转。三月，他两次自杀均及时得救。自杀获救后，沈从文反而松下来了，不再紧张。这个劫，算是过去了。自杀未遂，在某种意义上对沈来说是一个转折，从此，他获得新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悲剧转入谧静”。他的后半生是谧静的、慈柔的、大悲的。他这样写道：“我心中这时候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相互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志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为人毁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或即指此。”

之后，沈从文似乎掌握了度一切苦厄的大悲咒。1950至1970年代，他的处境比起使他自杀的1949年更加艰难，但他也都一次次化险为夷，安然度过。

1950年3月，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学习期间，一天早起散步，看见“天边一星子，极感动。”他晚年的时候，给张兆和写信：“从早上极静中闻鸟声，令人不敢堕落。”沈的境界到底高出同时代作家一大截，“星子”及“鸟声”之句，简直就是高僧禅语，令人回味。沈从文本人就如同“天边一星子”，也似极静中的鸟鸣声，看了闻了让人感动且令人不敢堕落。

沈的后半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磨难史，更是头陀僧的苦行记。他放弃小说创作，改行做服饰及文物研究，兢兢业业，从不懈怠。他对民间工艺、民俗文化尤为钟情。最近读了几本日本民艺之父柳宗悦的书，让我联想到沈从文的工作。沈没有读过大学，他的研究方法不同于科班出身的学者。沈的知识结构不仅来自书本，更多是来自生活实践。他对“实物”和“实地考察”非常重视，曾向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建议，让年轻人多学习文物知识，以文物和文献结合的方法，尝试研究几个专题，改变古典文学研究只重文献忽略文物的习惯。他批评大学问家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注解，说他尽管博学多闻，但只是引书注书，像一桶水倒来倒去。

沈从文在解释温庭筠词《菩萨蛮》里的名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时，写道：“唐代妇女喜于发髻上插几把小小梳子，当成装饰，讲究的用金、银、犀、玉或牙等材料，露出半月形梳背，有多到十来把的（经常有实物出土）……‘小山重叠金明灭’，即是对于当时妇女发间金背小梳而咏，也正是当时妇女头上金银牙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的情形。”通常的解释，小山指屏风，或眉妆名目（小山眉），沈从文却不随大流，把小山解释成小梳子。他特别指出“经常有实物出土”，有凭有证。可见他治学的路数。有一次，我和白先勇先生提到沈从文，他当即说沈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甚至超过张爱玲。他也提到1981年初，在美国西岸曾听沈演讲，“他说起女人头上的饰物真是头头是道”。

红学家吴世昌发表了《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到《/FONT>红楼梦>中的“雀金裘”》，沈读了不以为然，致信吴世昌，提出不同意见。沈毫不留情对吴说：“你一种形象、一件实物都不接触，怎么能碰得着问题？”沈从文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强调文献文物互证，文献、图像、实物三结合。

一个人的知识构成和人生经历，确实影响到治学方法。像启功、阿城、扬之水，都是沈从文一路的，他们的研究都带有民间性、世俗性，是从下到上的，别有特色。

1949后政治对文艺的干扰，违背了沈的创作良心和理念，他迫于现实，只有改行。沈的改行虽是被动，但不乏前奏和铺垫，他在湘西的早岁生活及短暂的从军岁月，就已培养了浓厚的艺术兴趣。他对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这些“杂文物”有着发自本性的嗜好。接下来的漫长日子，他要做的毕竟是他喜欢的事，他享受他的研究工作。

那么，文学在他的内心就此一去不复返？并非。

1951年，沈曾写了短篇《老同志》，尽管并不成功。1960年制定了创作长篇传记体小说的计划，最终搁笔。1956年10月，他到济南，走进山东师范学院文物室看文物，中午出来夹在学生中去食堂，挤来挤去。没人知道他是小说家沈从文。即使“报上名来”，也没人知道他是谁。他一转念想到：“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看来，沈还是在乎他作为小说家的名气。接着他又变得自信，甚至略带傲气地自我安慰：“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沈所谓“干什么的”，显然是指小说家，而非文物研究者。他拿出巴金比较，即是潜意识里对他小说家身份的不能忘怀。至少在五十年代，他还没有建立起新身份的牢固意识。一个多月后，也即1956年11月，沈又到长沙视察，这次出行，沈成了病号，病中读了赵树理的《三里湾》，他觉得《三里湾》不怎么好，“笔调就不引人，描写人物不深入，只动作和对话，却不见这人在应当思想时如何思想”，“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从沈上面写的文字，足见他对自己作品的肯定、对自己隐姓埋名的惋惜与无奈。不过，到了六七十年代，沈从文认命了。元遗山诗句“忽惊此日仍为客，却想当年似隔生”，成了沈的写照。

在写到他和丁玲、巴金、黄永玉、萧乾、汪曾祺等人的友情、反目、谅解或无法谅解时，张新颖点到为止，并没有过多展开，以免转移本书重点。其实，沈和其中任何一位的关系，都是另一本书了。令人惊讶却又不足为奇的是，沈在文革中为了养女（沈从文已故三弟的女儿）留京问题，居然给江青写信求助，江青没有回信。我猜测，给江写信的点子，可能是汪曾祺出的。汪和江青因为样板戏有过接触，他也知道沈在山东教书时，江曾旁听沈的课，也算是沈的学生。后来，江青在美国记者面前大吹一番她和沈从文的师生关系。沈看后认为“这妖婆因之真真假假胡说一通”。

张新颖这本书出来后，评价很高，张本人在媒体访谈中，非常得体，不夸张，不居功，张一再表示他的成果是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此书一大特色就是“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沈从文）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但“引述”别人的话，并不容易，这就要显示作者的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打开这本书的目录，单单17章共103个小标题就够考功夫了。张新颖是功力深厚的，每一个小标题都正中下怀。第十七章第六节他用了“老泪”二字为题，恰到好处。沈从文晚年行走不便，话也越说越少，外表看来就是一个老病的生命状态。心理也随着改变，最大的迹象就是越来越容易流泪，眼泪表达了很多用语言没法描述的意思。他只有流泪了：为自己的遭遇，为别人的苦难，为艺术的魅力，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流泪。1985年，几个记者来采访他，问起文革的事，沈说他在文革中的最大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中一位女孩走过去抚慰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沈老抱着这位女记者胳膊，嚎啕大哭。不停地哭。“张兆和像哄小孩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可以为自己哭，这说明晚年的沈是放松的，反过来设想，过去几十年他一直压抑着，隐忍着，克制着。1987年，瑞典作家汉森来访，对沈说他看了《贵生》，这是写的……，汉森话没说完，沈从文接口道：“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沈一边说，一边不自觉流下了老泪。

沈从文和张爱玲，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个天才小说家，但风格迥异，人生态度也大不相同。二三十年前，我读他的《丈夫》，至今不能忘怀；我一位长辈朋友，少女时代读他的《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为之神魂颠倒。沈从文小说内涵丰美，且总让人有惊喜发现，近日读他1929年创作的小说《灯》，那种主仆情，写得很动人。男仆对男主人的关心超出常规，有移情作用，心理学上属于男女爱情之延伸或变异。沈从文写这篇时还不满27岁。开始和结尾，颇现代，故事套故事，增加了小说层次，他已经懂得使用结构技巧了。

沈的后半生让我们看到：尽管时代氛围、政治气候这些外部环境对沈多么不利，但他的天才是压不住的，他要做事、不愿虚度光阴的事业心是压不住的。我们回顾他最后四十年的学术人生，证明他是多么坚韧、多么强大！这又让我想到了“慈柔”一词，通常慈柔的人是最坚强的。坚强却不外露，一生内敛“沉郁”，这就是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