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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后半生:悲剧转入谧静

时间:2014-11-06 07:44来源: 作者:faber何华 点击:
就从这本书的封面谈起吧。封面选用了沈从文自己画的一幅速写,左侧是上海外滩的外白渡桥,桥上是黑压压的庆祝五一的游行队伍;右侧下角则是黄浦江里的小小艒艒船。沈为这幅速写配了一小段文字:“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

就从这本书的封面谈起吧。封面选用了沈从文自己画的一幅速写,左侧是上海外滩的外白渡桥,桥上是黑压压的庆祝五一的游行队伍;右侧下角则是黄浦江里的小小艒艒船。沈为这幅速写配了一小段文字:“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1957年五一前后,沈从文参加了全国政协安排的南下视察活动,此行他在上海逗留了十多天。其间,他一共画了四幅速写,每一幅都有文字说明,封面所选是其中的一幅。五一国际劳动节,照例要游行庆祝。这天一大早,沈从文从他所住的上海大厦窗口俯瞰外白渡桥上走着的红旗队伍:场面热闹,歌声飘荡,锣鼓喧天。可是沈从文与这个大时代的革命洪流格格不入,他简直像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电影里的人物,从“后窗”窥视外界,把焦点定在了黄浦江里的艒艒船身上。沈看世界的观点(point of view)非常不合时宜。

作者张新颖是个严谨且冷静的出色学者,写这本书,他基本用沈的书信和日记“说话”,很少加入自己的想法,不过在此,张新颖还是忍不住发挥了一下:“如果不嫌牵强的话,我们可以把沈从文‘静观’的过程和发现的情景,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喻。说得更直白一点,不妨就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同时,张新颖也把更多的想像余地留给了每一个读者。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沈从文从黄浦江上的艒艒船,联想到《边城》与《长河》,还有故乡湘西的一切。水和水是相通的。

这本书从1948年写到1988年沈去世。沈1902年出生,也就是说从他46岁写到86岁。虽说是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但如果没有沈在前半生赢得的赫赫文名,他后半生的意义也就要打折了。“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这本书,时时也在观照沈的前半生,如同一面镜像的效果。他一生的两段,看似不同却又统一,可断章分开也可重叠吻合。因为,无论创作还是研究,沈从文这个“人”是不变的,他的历史观、文艺观、人生观是不变的。

1949到来了,许多作家准备迎合新时代,跃跃欲试,可曾经最会创作的沈从文却一下子不懂也不愿创作了。49年1月,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标语和壁报,其中包括转抄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全文,加上收到恐吓信等多种因素,沈的压力到了“最高点”,显然,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几近疯狂和崩溃。1949年之前,沈和郭沫若等一批左派作家就有过文学观念上的针锋相对。他不怕文学争论,怕的是文学背后的政治。他知道郭沫若如今的地位,这是不是代表着共产党及新政府对他的态度呢?他忧心忡忡,“逐渐陷进一种孤立下沉无可攀援的绝望境界”。朋友们把他接到清华园休养一阵,但不见好转。三月,他两次自杀均及时得救。自杀获救后,沈从文反而松下来了,不再紧张。这个劫,算是过去了。自杀未遂,在某种意义上对沈来说是一个转折,从此,他获得新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悲剧转入谧静”。他的后半生是谧静的、慈柔的、大悲的。他这样写道:“我心中这时候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相互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志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为人毁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或即指此。”

之后,沈从文似乎掌握了度一切苦厄的大悲咒。1950至1970年代,他的处境比起使他自杀的1949年更加艰难,但他也都一次次化险为夷,安然度过。

1950年3月,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学习期间,一天早起散步,看见“天边一星子,极感动。”他晚年的时候,给张兆和写信:“从早上极静中闻鸟声,令人不敢堕落。”沈的境界到底高出同时代作家一大截,“星子”及“鸟声”之句,简直就是高僧禅语,令人回味。沈从文本人就如同“天边一星子”,也似极静中的鸟鸣声,看了闻了让人感动且令人不敢堕落。

沈的后半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磨难史,更是头陀僧的苦行记。他放弃小说创作,改行做服饰及文物研究,兢兢业业,从不懈怠。他对民间工艺、民俗文化尤为钟情。最近读了几本日本民艺之父柳宗悦的书,让我联想到沈从文的工作。沈没有读过大学,他的研究方法不同于科班出身的学者。沈的知识结构不仅来自书本,更多是来自生活实践。他对“实物”和“实地考察”非常重视,曾向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建议,让年轻人多学习文物知识,以文物和文献结合的方法,尝试研究几个专题,改变古典文学研究只重文献忽略文物的习惯。他批评大学问家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注解,说他尽管博学多闻,但只是引书注书,像一桶水倒来倒去。

沈从文在解释温庭筠词《菩萨蛮》里的名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时,写道:“唐代妇女喜于发髻上插几把小小梳子,当成装饰,讲究的用金、银、犀、玉或牙等材料,露出半月形梳背,有多到十来把的(经常有实物出土)……‘小山重叠金明灭’,即是对于当时妇女发间金背小梳而咏,也正是当时妇女头上金银牙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的情形。”通常的解释,小山指屏风,或眉妆名目(小山眉),沈从文却不随大流,把小山解释成小梳子。他特别指出“经常有实物出土”,有凭有证。可见他治学的路数。有一次,我和白先勇先生提到沈从文,他当即说沈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甚至超过张爱玲。他也提到1981年初,在美国西岸曾听沈演讲,“他说起女人头上的饰物真是头头是道”。

红学家吴世昌发表了《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到《/FONT>红楼梦>中的“雀金裘”》,沈读了不以为然,致信吴世昌,提出不同意见。沈毫不留情对吴说:“你一种形象、一件实物都不接触,怎么能碰得着问题?”沈从文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强调文献文物互证,文献、图像、实物三结合。

一个人的知识构成和人生经历,确实影响到治学方法。像启功、阿城、扬之水,都是沈从文一路的,他们的研究都带有民间性、世俗性,是从下到上的,别有特色。

1949后政治对文艺的干扰,违背了沈的创作良心和理念,他迫于现实,只有改行。沈的改行虽是被动,但不乏前奏和铺垫,他在湘西的早岁生活及短暂的从军岁月,就已培养了浓厚的艺术兴趣。他对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这些“杂文物”有着发自本性的嗜好。接下来的漫长日子,他要做的毕竟是他喜欢的事,他享受他的研究工作。

那么,文学在他的内心就此一去不复返?并非。

1951年,沈曾写了短篇《老同志》,尽管并不成功。1960年制定了创作长篇传记体小说的计划,最终搁笔。1956年10月,他到济南,走进山东师范学院文物室看文物,中午出来夹在学生中去食堂,挤来挤去。没人知道他是小说家沈从文。即使“报上名来”,也没人知道他是谁。他一转念想到:“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看来,沈还是在乎他作为小说家的名气。接着他又变得自信,甚至略带傲气地自我安慰:“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沈所谓“干什么的”,显然是指小说家,而非文物研究者。他拿出巴金比较,即是潜意识里对他小说家身份的不能忘怀。至少在五十年代,他还没有建立起新身份的牢固意识。一个多月后,也即1956年11月,沈又到长沙视察,这次出行,沈成了病号,病中读了赵树理的《三里湾》,他觉得《三里湾》不怎么好,“笔调就不引人,描写人物不深入,只动作和对话,却不见这人在应当思想时如何思想”,“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从沈上面写的文字,足见他对自己作品的肯定、对自己隐姓埋名的惋惜与无奈。不过,到了六七十年代,沈从文认命了。元遗山诗句“忽惊此日仍为客,却想当年似隔生”,成了沈的写照。

在写到他和丁玲、巴金、黄永玉、萧乾、汪曾祺等人的友情、反目、谅解或无法谅解时,张新颖点到为止,并没有过多展开,以免转移本书重点。其实,沈和其中任何一位的关系,都是另一本书了。令人惊讶却又不足为奇的是,沈在文革中为了养女(沈从文已故三弟的女儿)留京问题,居然给江青写信求助,江青没有回信。我猜测,给江写信的点子,可能是汪曾祺出的。汪和江青因为样板戏有过接触,他也知道沈在山东教书时,江曾旁听沈的课,也算是沈的学生。后来,江青在美国记者面前大吹一番她和沈从文的师生关系。沈看后认为“这妖婆因之真真假假胡说一通”。

张新颖这本书出来后,评价很高,张本人在媒体访谈中,非常得体,不夸张,不居功,张一再表示他的成果是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此书一大特色就是“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沈从文)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但“引述”别人的话,并不容易,这就要显示作者的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打开这本书的目录,单单17章共103个小标题就够考功夫了。张新颖是功力深厚的,每一个小标题都正中下怀。第十七章第六节他用了“老泪”二字为题,恰到好处。沈从文晚年行走不便,话也越说越少,外表看来就是一个老病的生命状态。心理也随着改变,最大的迹象就是越来越容易流泪,眼泪表达了很多用语言没法描述的意思。他只有流泪了:为自己的遭遇,为别人的苦难,为艺术的魅力,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流泪。1985年,几个记者来采访他,问起文革的事,沈说他在文革中的最大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中一位女孩走过去抚慰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沈老抱着这位女记者胳膊,嚎啕大哭。不停地哭。“张兆和像哄小孩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可以为自己哭,这说明晚年的沈是放松的,反过来设想,过去几十年他一直压抑着,隐忍着,克制着。1987年,瑞典作家汉森来访,对沈说他看了《贵生》,这是写的……,汉森话没说完,沈从文接口道:“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沈一边说,一边不自觉流下了老泪。

沈从文和张爱玲,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个天才小说家,但风格迥异,人生态度也大不相同。二三十年前,我读他的《丈夫》,至今不能忘怀;我一位长辈朋友,少女时代读他的《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为之神魂颠倒。沈从文小说内涵丰美,且总让人有惊喜发现,近日读他1929年创作的小说《灯》,那种主仆情,写得很动人。男仆对男主人的关心超出常规,有移情作用,心理学上属于男女爱情之延伸或变异。沈从文写这篇时还不满27岁。开始和结尾,颇现代,故事套故事,增加了小说层次,他已经懂得使用结构技巧了。

沈的后半生让我们看到:尽管时代氛围、政治气候这些外部环境对沈多么不利,但他的天才是压不住的,他要做事、不愿虚度光阴的事业心是压不住的。我们回顾他最后四十年的学术人生,证明他是多么坚韧、多么强大!这又让我想到了“慈柔”一词,通常慈柔的人是最坚强的。坚强却不外露,一生内敛“沉郁”,这就是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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