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检察日报》连载了郝泽军的两篇小说，即《关进笼子》和《正义没有追诉期》。前者叙述的是一个优秀看守所所长是如何一步步地沦为阶下囚，这个中国警察故事讲得特别好，我很喜欢，也是我在高等院校或公安实战部讲授“公安文学”时必讲的篇目之一。这个警察故事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真实，既没有美化也没有恶搞警察。后者与前者相较，故事性稍弱，但文学性不可小视。

当我第一次读《正义没有追诉期》时，认为其中蕴含的救赎主题和忏悔意识值得说道说道。如果进一步展开的话，那么就得围绕主人公张永强（后更名为“张永祥”）做文章，道出这个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张永强并不算十足的“蛇蝎之人”，他也有良心的挣扎、内心的痛苦，沉重的负疚感使他产生了一种良知责任和道义责任。简言之，作者并没有把张永强这个人物刻画成善恶观念的寓言品，而是描绘成一个有血有肉、充满原罪感的生命个体，详细地写出了其人性由泯灭到“复活”的过程，从而使得作品弥漫着浓浓的悲剧气氛和忏悔情调。张永强这个人物与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颇为相似，他的人生也分为两个阶段，即“动物的人”压倒“精神的人”的阶段。如他在担任校长期间，不仅强奸了女教师潘玉琴，而且长期威胁，多次蹂躏她。

另一阶段是“精神的人”压倒“动物的人”阶段，也就是他弃恶从善，以实际行动拯救自己的灵魂，走向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当张永强发现自己的罪恶时，他从内心深处渴望偿还罪恶的债务，时刻都在寻找灵魂解脱的途径，绝对真诚地以整个灵魂来祈求救赎，如他多次匿名给刘新玉汇款，以至于后来将大笔款项捐赠给家乡建学校。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良心不安。他每做一次，内心深处就会感到一种轻松，在精神上获得一种解脱。

莫言说：“数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但作家不是政治家，小说不是批判文章，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绝大部分作品，看看我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酒国》，看看我刚刚出版的《蛙》，可以说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最痛的现实矛盾与冲突。写作的根本目的，不是对某项政策的批判，而是对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赎，写人的灵魂，写人的忏悔，那才是作家所要做和可以做的。”①。诚如是，《正义没有追诉期》就直抵张永强的灵魂深处，发掘其忏悔意识。

当我第二次、第三次细读文本时，我倒认为主人公不是张永强，而是那个控申科的高科长。有些读者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说高科长在小说中露面的机会并不多，他只是一个案件调查者、事实真相的澄清者，甚至说他只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我认定控申科高科长才是《正义没有追诉期》中的主人公自有理由。且看他对张永强所言：“‘不过，你（潘玉琴之父）放心。那桩事已经过了法律的追诉时限，我来不是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只是我们有责任要把事搞清楚，给当事人一个说法。’我见张永祥面带难色，于是宽慰道。”实际上，“这起申诉案已经过了法律追诉期，按照规定，应不予受理。但是，面对一位老泪纵横，满腔期望而来的老人，我又不忍心一推了之。”种种迹象表明支撑高科长行动的不是道德义务，而是道德情感。作为一名检察官，他没有义务去追诉这个已经过了法律追诉期的案子。由此可见，高科长身上所体现的就是“开放道德”，而不是“封闭道德”。

何谓“开放道德”？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一书中指出，“开放道德”不是出于社会对个人施加的压力，而是出于个人的抱负和创造；不是对规则的遵从，而是对崇高境界的追求。“开放道德”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体现的不是社会义务而是个人抱负；第二，在开放道德影响下，个人的行动是出于自我的选择，因此，在内心不会激起源于自我利益的对抗；第三，开放道德激起的不是人的理智，而是人的情感。②《正义没有追诉期》中的高科长接手此案不是“我应该”，而是“心甘情愿”，就像雷锋同志那样感到快乐和幸福。石里克说过：“按照我们的观点，出于义务而做好事的人的道德水平，要低于那些出于倾向而做好事的人。”③

再看凡一平的小说《卧底》中的那位司机黄山水。他被检察院的检察长派回家乡卧底。检察长安排他去卧底，说明组织对他非常信任，相信他有能力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他回到家乡之后，时任副县长的亲哥哥又把他推荐给县委书记当司机。县委书记对他也很信任，让他参与机密的事情。后来，黄山水的亲哥哥和县委书记都被捕了，原来是他“出卖”了他们。这个黄山水究竟是被当成为民除害的英雄？还是被当成卖主求荣的宵小？我个人认为，黄山水这个人物身上所体现就是“封闭道德”。柏格森解释说，封闭道德是一种以义务为特征的道德，它源于社会施加给个体的压力。黄山水这个人物就与高科长这个人物不同，他打入内部、潜伏卧底是源自于义务。作为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他有义务“卧底”，与此同时，他还必须服从检察长的命令。那么，在正义、法律和亲情、乡情之间，他就总处于自我压抑的状态之中，不得不面临两难的痛苦选择。不管他如何选择，都会陷入背叛与失信的尴尬境地。仔细想来，黄山水这个人物就不是值得大力颂扬的英雄，因为他身揣“小我”和“小家”，不得不用“大我”压制“小我”。他虽然扳倒了县委书记和亲哥哥，内心却没法高兴。为了这次卧底，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自然也就吓阻了众多想学习、仿效他的读者。但是，《正义没有追诉期》中的高科长就不一样，他把沉年积案搞得水落石出，内心并没有丝毫负担，也没有所谓的组织给他施加任何压力。他能全身心地调查走访，多方寻找证人证言，完全是带着崇高的情感去做。因此，高科长的人格真正配得上“伟大”二字。因为他是一个自愿的奉献者、一个勇于自我牺牲者，以帮助他人为已任。

《正义没有追诉期》开篇伊始就交待了故事的来龙去脉。高科长接到一起三十多年前发生的案件：一个豆蔻年华的乡村女教师自杀了，她在遗书中声称校长张永强强奸了她。张永强不但不承认，还嫁祸于人，侥幸逃过了公安机关的调查。各级公安机关和信访部门当时明确答复控告人指控张永强强奸潘玉琴证据不足——只有潘玉琴遗书中的记述。即使当时有些情节未能查清，也因时过境迁，难以补救；退一万步讲，即使张永强有重大嫌疑，也早已过了法律的追诉期。现在对控告人提出依法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诉求，已毫无意义。但是，高科长并不是从法律的角度审视这一棘手案件，也就没有一推了之，而是在道德情感的驱使下深入调查，拨开重重迷雾，使真相大白天下，并让当年作恶者张永强公开赎罪。这样一来，既告慰了死者，又安抚了生者——死者的父亲，当然也滋润了读者的心田。

综上所述，《正义没有追诉期》的独到之处是因为蕴含“开放道德”。高科长无私的行动告诉我们读者正义无价，正义没有追诉期。这个人物所具有的“开放道德”的确能产生震撼人心的感召力。窃以为，高科长是因为在道德情感，而不是道德义务的引领下，读者才会愉快地、自愿地、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地跟随、效仿他。这么说来，我更加坚信地认定高科长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高科长堪称“这一个”，尽管“这一个”刻画得不够鲜活，如嘴是不是在浙江，脸是不是在北京，衣服是不是在山西我都不清楚。但是，他能想方设法让暴发户张永强的良心伏法，仅这一点就足够了，就让我对他刻骨铭心。

注释：

①王久辛《大师莫言》，2010年第6期《传记文学》P21。

②朱鹏飞《主旋律艺术与开放道德——浅谈柏格森道德对于主旋律艺术创作的启示》，2006年第3期《文艺理论与批评》。

③石里克《伦理学问题》第17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附张友文简介

张友文，“70后”，自号功不唐捐斋主。全国首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作者、全国地方公安院校首次开设“公安文学”选修课主讲者、全国首家“公安文学网”创办者、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研修班学员、全国公安文化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全国公安文联侦探小说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语文教学与研究》《文学教育》等杂志及“中铧励志网”专栏作者，供职于湖北警官学院；出版四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和《回望公安文学》；接受过多家媒体的专访，2015年第54、55、56期《大家文摘报》连续辟3期专栏推介；曾受邀到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湖北工业大学等重点高等院校及公安实战部门讲授“公安文学”，堪称公安文学的迷恋者、推介者、言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