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本180多万字的《抗日战争》，是由军旅作家王树增耗时六年写成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全景的视野和生动的文字，向读者再现了七十年前中国军民顽强抵抗日本侵略并最终赢得胜利的一幕血与火的历史画卷。

阅读三卷本的《抗日战争》，既使人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穷兵黩武滥杀无辜的凶恶残暴，也让人感受到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更让人敬佩共产党人及其军队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远见，见证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

掩卷沉思，万千感慨涌上心头，中华民族这一部拼尽身家性命的抗战史，是值得华夏儿女永远铭记在心的一段苦难史、血泪史和英雄史。只有牢记这段历史，才能让类似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七七事变，看似突如袭来，其实早有征兆，因为日本侵华蓄谋已久。早在明朝万历年间，首次完成国家统一的日本庄园主丰臣秀吉就垂涎肥沃的中华大地，发誓要让日本天皇到中国当皇帝。后来出生于武士家庭的吉田松阴，在17岁就提出日本必须向东亚大陆扩张的主张，他给日本幕府提出的治国方略是“皇化四海”和“武力扩张”，并建议从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登陆，然后横扫整个中国。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历史转折点。日本在将富国强兵作为国策的同时，把疆土防线从本土推向了海外。1927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呈送《田中奏折》，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国策。这份宣扬武装侵占中国的军国主义文件，后来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依据和指南。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日本关东军入侵中国东北，人数处于劣势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事变后的短短一周，20000多日军在中国东北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30多座城市。如此战绩，让整个日本沉浸在军国主义的集体狂欢中，军国主义者由此开始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权运行。

张学良的不抵抗、国民政府的忍让结果，就是东三省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而后热河省又沦陷敌手。但这一切并没有让侵略者的野心得到满足，因为日军进占华北之后，目标是侵占整个中国。于是，在1937年7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拉开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

此前，面对日本对华的虎视眈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忍辱负重一退再退。刚开始是寄希望于外国列强的干预，一厢情愿地想让那些强国能主持公道。因为怕激怒日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在全国禁止反日游行集会，取缔那些宣传抗日的新闻媒体，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其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国际上话语权的强弱，最终还是以实力而论的。国民政府的良好愿望，并没得到好的回报，反而迎来了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兵强马壮的侵略军打上门来，战争准备不足而又势单力薄的国军只能被迫应战。

因为敌强我弱，战局一开国军便屡战屡败。抗战第一年，侵华日军势如破竹，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中日两军实力悬殊是客观事实，但日军的节节胜利，则反衬出国军将领的无能。1937年的华北抗战，国民政府的前线数十万守军，一个月内狂退数百里，使华北大片国土沦落敌手。国军将领张发奎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国军战史上22次大会战或者多少次大捷，全都是假的，每一次大捷实际上是日本攻打一个地方，无意于长期占领，占领几天就自动撤走。他一撤走，国军这边就说大捷了，赢了。整个抗战来讲，估计也就台儿庄战役确实打赢了，平型关小赢了，国军在战场上就没有正儿八经打赢过。

张发奎的话并非空穴来风，虽然在整个抗战期间，涌现出像张自忠、郝梦龄、王铭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等一大批为国捐躯的抗日将领，但前线将士浴血奋战而屡战屡败，无疑表明了国军整体素质的低下，特别是指挥人员军事素养差、战略战术水平低，缺乏协同作战意识，致使日军常能以少胜多、反败为胜。像中条山之战，国军的惨败就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最大之耻辱”。当时驻守在中条山一线的是第一战区的20万大军，扼守着中原的战略中枢，官兵因为“中条山有金汤之固，恃而无恐”。1941年5月上旬，日军六个师团外加两个半混成旅团，采取“中间穿透、四面合围”的战术，向中条山地区的守军发起全面进攻，国军伤亡惨重，防线不断瓦解。至6月15日，日军宣布“中条山会战以赫赫战果胜利结束”。此战让第一战区的20万人马伤亡殆尽，造成国军自抗战以来罕见的巨大损失。其实，国军的指挥失当、官兵懒散、训练懈怠、疏于戒备是普遍现象，虽有20万之众，其作战能力却不敢恭维。

中国抗战期间，还有一个很奇葩的现象是汉奸多、伪军多、国军投敌多。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充当侵华日军炮灰的伪军有百万之众，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中，是唯一一个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的国家。当年一些意志薄弱且利欲熏心的国民党军将领纷纷投敌叛变。1941年2月，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领所部第一支队司令丁聚堂、第二支队司令颜秀五、第六支队司令陈才福、第七支队司令秦庆霖、第十支队司令范杰，共计3万多官兵投敌，后被汪精卫编成“和平建国第一集团军”。随后又有国民党江苏保安第三路总指挥杨仲华、国民党军苏北第89军副参谋长兼第117师参谋长潘干丞、鲁苏联军西北集团军总指挥刘相图、国民党军江南游击第18纵队司令周九如等人，先后率部投敌。而伪“满洲国”、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南京维新政府”等伪政府及其伪军则为虎作伥，为日军的侵华战争服务，帮助侵略者镇压国内抗日军民，给中国抗战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与正面战场国军丧师失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兵力有限、武器简陋、没有接济，且身处日军、伪军甚至是国军的重重围困之中，但能广泛发动群众、依靠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不断地发展壮大。在1940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有40多万人。到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在沦陷区顽强生存和发展的，是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争地盘，而不是在后方跟国军争地盘，说共产党及其武装只顾发展壮大自己，游而不击不抗日，显然是心怀叵测的不实之词。就是在抗战最为艰难的1940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武装，以105个团、20多万兵力向日军主动发起大规模的袭击。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历时五个多月的“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实施的规模最大的战役。“百团大战”期间，大小作战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消灭日伪据点两千九百九十三个。山西境内的铁路、隧道、车站被严重破坏。而八路军则伤亡一万七千人，中毒两万余人。“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囚笼政策”，致使日军在整个华北的交通线遭到严重破坏能源基地被彻底捣毁，主要大的碉堡和据点均被削平，大量的有生力量被歼灭。

其实，还是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评价较为客观和准确。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在1936年秋，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的一份秘密报告称，日本军队的真正大敌，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因为这支军队尽管人数不多但能量惊人：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共产军之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日本特务的这份报告，也算是实事求是的。正是这样一个政党、这样一支军队，经过抗战血与火的淬炼，到抗战胜利后，已经具备了与蒋介石的国军争夺天下的实力。

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战最终赢得了胜利，一举洗涮了近代以来中国抵抗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耻辱。但这场胜利实在是来之不易，中国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据粗略统计，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一千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高达五千亿美元以上。官方统计人员伤亡的数字是，中国军队伤亡三百八十余万，平民死伤三千余万人，全面抗战八年间军民伤亡总计三千五百余万人。而民间的统计数字是，中国军队伤亡六百八十余万人，平民死伤三千八百余万人，全面抗战八年间军民伤亡总计四千五百余万人。

70多年前发生的中国抗战，是民族的耻辱、国人的伤痛。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这一段惨痛的历史，都要居安思危、振兴中华。时至今日，日本的右翼政客依然认为，日军对中国残暴的战争行为，是值得大和民族骄傲的壮举。忘战必危，我们要警钟长鸣。

《抗日战争》是一部180多万字的长篇巨制，存在差错在所难免。如第一卷23页第8行有一句：在别的努力下中日关系逐渐显出回暖征兆。“别”字显然应该是“他”字。第二卷353页第11行有一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盐城重新设立。“湖北”显然错了，应该是“江苏”。第三卷295页倒数第五行有一句：由蒋介石的姐夫、财政部长孔祥熙控制的银行……“姐夫”二字不妥，改为“连襟”较为贴切。诸如此类的硬伤，给人留下美中不足之憾，但总的来说还是瑕不掩瑜。

鉴往知来，《抗日战争》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抗战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