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2012年冬某日，在夏仁山学长的介绍下，有幸与新亚老校友黄浩潮、叶永生诸兄一同茶聚，谈起我有一份业师钱穆宾四先生的“讲学粹语”稿和二十多封钱师亲笔函件，还有曾在香港《信报》连载的钱师讲课的“中国经济史”笔记，和我本人撰述也曾在《信报》连载的约有三十万字的“历代人物经济故事”。上述多位学兄异口同声地，都认为值得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因为有新亚历史系的陆国燊校友在商务主政；同时，兼管商务业务的陈万雄董事长也是校友。不久，与陆兄再次茶聚后，便带同文稿邀我同车回商务见负责出版中文书籍的总编毛永波先生。

到了商务总部，国燊兄把所有上述稿件全部交给永波先生审阅并由他作出决定。由于永波先生是资深出版家，对港澳台和内地的中文出版状况了如指掌，由他即时决定先出版钱师讲的“中国经济史”，然后再出“钱穆讲学粹语录”。于是，2013年1月在香港出版了前者，后者于同年6月1日出版时，《中国经济史》在香港已第二次印刷，反应相当好。至于内地的简体字版，也于2014年1月在北京后浪出版公司发行，颇受各界人士的欢迎，本人也收到该出版公司多套赠书，到了三月份已印刷达五次之多。可能因为发行网广，几个月前，有友人在新界大埔，也已看到有书店在售卖简体字本的《中国经济史》了。

钱师的课堂经济史稿之所以颇受欢迎，除了钱师讲学有其独特与精彩的见解以外，还因为加上了国内经济界名人林毅夫先生的作序品题。据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家丁望先生早前在香港《信报》撰文报道：北京刘亚洲将军对钱师加以赞扬，说钱师在经济史和他的其他史著中阐述分析，中国古代执政者之所以不能战胜常来骚扰的匈奴与羌人等民族，是由于我国北方与西北有大平原，游牧民族善用骑兵，能征惯战，而汉族人民以农耕为主，不谙骑兵作战，以致常吃败仗。直到汉武帝亦懂得养马习骑，才征服匈奴、氐、羌等民族。当然，现在我国已是五十多个民族大团结，早已没有游牧与农耕之别。

钱师讲的《中国经济史》造成了各方的轰动，连月来，有北京的、成都的以及广州和深圳各地的报刊记者来访问我，有的还来港多次，并在上述各地报章大篇幅加以报道。在下在此衷心表示感谢，大家都是在同一个目标下，为要把中华学术文化加以发扬光大，为要把钱师所拥有的满腹经纶，让没有能在新亚书院听过课的同胞都能得到分享。钱师一生从不重视衣食住等各方面的物质享受，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他只希望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能多读一点中国的典籍，能多学习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让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何等的伟大，他就于愿足矣。

说实在的，钱师无论讲哪一门课程，都有他精彩独到的见解。他在新亚开的课，据我记忆所及，有中国通史，还有中国的秦汉史、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文学史，以及社会经济史、《论语》、孟子和庄子等，至于在新亚研究所，钱师还开了韩愈文与《诗经》，那是必修的。同时，战前他在北大等校，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及其研究所诸校，及抗战胜利后在江南大学，以及在台北文化大学硕士、博士班等校授课，据我所知，他尚开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近日我重读钱师讲的“中国文学史”，觉得他对历史地理也滚瓜烂熟，他还指出，太史公因不熟悉历史地理，把古人的著作写对的当作写错来看。钱师是应该可以开“中国历史地理”的。其实，钱师没有把握绝不会开那么多课目。钱师常说，一个人并非大学毕业就算是完成了，也不是读了一个硕士甚至一个博士学位就成功了。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做学问是终生的事业。钱师就是希望我们要向他学习，他用一生的精力，把中国的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必定有其独特的见解。

近期友人常劝我，尤其是唐端正及夏仁山诸学长多次敦促我把钱师讲过的课堂笔记整理出来，好让大家都可以阅读。由于当年其他同学听了钱师的课，虽然也有做笔记的，但不够详细。主要是因为钱师的家乡口音，有部分听不明，或者做笔记不够快速，我则是用自创草书，笔录较快，且能完全听懂其无锡国语。首先使我想到的便是钱师1955年至1956年讲的“中国文学史”。为什么呢？我虽首读哲学教育系，读新亚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是《孟荀教育思想比较》，但研究所毕业后，我留校担任助理研究员，钱师指导我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多年，直至1963年钱师辞职前一年。我又在新亚加入中文大学后重读了一个主修中国历史的荣誉文学士，后来经钱师向罗忼烈师多次口头及书信推荐关说，终于能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都是主修中国古典文学。更凑巧的是，当我获得博士学位不久，香港佛教僧伽会的会长宝灯法师邀请我担任能仁学院（此校在台北教育部门立案）院长并兼哲学及中国文史两研究所所长。但当时台北教育部门规定，副教授可担任代院长，正教授才可任院长。我虽在新亚教过大一国文七年，但只是一个兼任讲师，后来在1972年至1974年担任岭南书院中文系专任讲师兼助理训导长时，仍未得到副教授资格，于是港大的两个高级学位正好派上了用场，我先是用港大博士论文，经台北教育部门审查获通过得副教授资格。因副教授只能做代院长，又由于我的大专服务年资已足够，于是我再将尚未公开发表的硕士论文《王安石诗研究》送台北教育部门申请升等，当然并不说明这是港大的硕士论文，否则只能申请担任大专的讲师职位。更奇妙的是，经严格审查通过获升正教授，使我担任了名正言顺的院长。这里得感谢罗忼烈师对我攻读硕士的悉心指导，并妥善安排我攻读港大博士学位，终于顺利完成，使我难忘师恩。

在能仁书院担任院长及兼任所长时期，我同时在大专部及文史与哲学两所都兼了课，这也不能说是滥竽充数，因为我读获的五个学位包含了文、史、哲三方面。先是在新亚及研究所读主修中国哲学的学士和硕士，继又读获中文大学的荣誉文学士，主修的是中国历史，后又获得香港大学的硕士和博士，都是主修中国文学。

由于上述因缘，我先整理钱师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会轻松些。当我读到这本笔记本第一篇“绪论”的最后两行字时，内心感到十分高兴，钱师以肯定的语气说道：

“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

这两句话，我当时如实记录下来，没有增添、减少，用字修辞甚至造句，丝毫没有改动。使我惊异的，是钱师开讲的第一天，他竟说出：过去还没有出现过一本理想的文学史。因钱师一向说话谨慎谦虚，说出这句重话岂不是会得罪好多曾经撰述并出版过《中国文学史》的学者或教授？无论如何，过去写过中国文学史的作者除非他心胸宽宏大量，不然，他们内心一定会感到不舒服的。但是，钱师当时如此批评，实在少见。我和一群同学多次在课余时围着听钱师教诲：“你们读了我的《国史大纲》，还可去多看些别人写的‘中国通史’，便可作出比较，看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接着的一句是，“你们自己去选择吧！”这一类的话。但使我很高兴的，便是由钱师来讲“中国文学史”这门课，必定有它独特之处，亦即是钱师所讲，必定有他创新的见解，让我们可把过去曾看过的其他“中国文学史”作出一些弥补和修正。他的意思是为了将来要完成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乃是要靠大家一同来寻求，一同来创造，以达到成功之路。记得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有一次参加新亚研究所的师生月会报告，钱师也在场，他曾说：“世界上没有一本著作是十全十美的。”钱师讲的“中国文学史”主要是将前人讲得好的对的继承保存下来，将前人讲得不对的加以辨证修正，力求完美。所以钱师在“中国文学史”有关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便是有益后辈。

举例说，钱师是非常钦佩朱夫子熹的，不然，钱师也不会在晚年用他十年八载的精力来撰成《朱子新学案》。连他的知己好友罗忼烈教授谈到钱师的一生代表作也说，自从晚年完成《朱子新学案》后，他早先被誉为权威著作的如《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以及《国史大纲》等名著，都得让位了。钱师在讲《中国文学史》的《诗经》时，对朱子也有赞语，他说：“朱子解释《诗经》有创新之意。”意即朱子有与前人不同的解释，但钱师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朱子解释《诗经》有时也有错失。因为朱子只用直指其名直叙其事的赋来解释《诗经》，而钱师认为解释《诗经》可有两种方式，他为取信于听众，举出中国文学史上三个不同时代和作者的文学作品来证明，使人无懈可击。这就是钱师所持有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做学问态度。

钱师指出，太史公司马迁讲到《离骚》时，他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了，把原文对的反而改成错的。钱师指出，我国古代的山名水名都有特别的意义，譬如“霍山”，在我国的安徽与山西均有“霍山”。小山为大山所围叫“霍”，所以都有“霍山”，故“霍山”只是一普通名词，并非专有名词。又如“洞庭”这个湖名，同样并不只限于湖南省才有，即凡是有“此水通彼水”现象者，都可以称为“洞庭”。湖南的“洞庭湖”通湘水、资水、沅水、澧水，但太湖亦有洞庭湖之称，因为太湖是通黄浦江、吴淞江等多条水，所以太湖也可称“洞庭湖”。钱师说，太史公把《楚辞·渔父》篇所说的“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中”一句，认为有误，特改为“宁赴常流”，其实原文“湘流”并不错，倒是改为“常流”却是错了。司马迁以为“湘水”在湖南，怎么人在鄂湖北却会在湖南的湘水自杀呢！钱师指出，此篇是屈原居汉北时所作，所说之“湘流”实是指“汉水”，而并非“湘水”。这就是钱师的博学而广识处。讲文学史亦得要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兼顾，不但要讲其历史演变、创作目的和字句修辞，而且还要了解历史地理，懂得校勘学，所以，读书做学问真不容易，少一瓣就会出错。

一部中国文学史，等于钱师平常所讲的，即包括原始诗歌和故事、小说。钱师每逢遇着时代大转变，而大家对某一类重要创作在意见上有重大分歧时，他必定会作出明确的决断，并提出有力论证，使人心服。钱师做学问的一贯主张是：历史应还其本来面目，不能曲解，不可贻误后人。不过有一点可以补充一下，钱师自己说在新亚时曾讲过两年文学史，但因为校务冗忙，没有把学生课堂笔记本加以整理改定。我听钱师这门课是在1955年秋至1956年夏，钱师查阅过我们的笔记，两次是由助教查看，给了我高分。一次是钱师自己查阅，只用红笔写了“五月四日”。如果当时钱师欲改定笔记本，很可能会取用我的笔记本，因为只有我全懂他的无锡国语，可惜他当时忙不过来。我又在1958年至1959年这段时期听钱师讲宋元明清时代的文学史，那正是我攻读研究所时期，有空就去听，约有十多次，也记下了些笔记。我很高兴还把钱师亲自拟的两次文学史考试题目都抄下来了，一次是1956年6月期终考试题目，一次是同年毕业考试试题。今附于后。如果我们能够根据钱师全年所讲的温习后圆满作答，那是钱师希望的，当然我们能多看参考书最好，那我们对中国文学史也可以明白得一个大概了。但钱师说过，做学问或研究文学史都是一辈子的事，希望吾人来共同寻求与创造。

同时，本记录稿难免有疏失之处，文责应当由笔录者来负。尚祈各方贤达不吝指正。在此还要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骆玉明教授及香港新亚研究所前所长陈志诚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了序文，实在十分可贵。

今将钱师亲拟两次试题抄录如下：

1956年6月《中国文学史》期终考试试题：

（1）曹丕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如何？

（2）两汉文学风格不同，此与社会有何关系？

（3）《昭明文选》之取材标准如何？其在文学史上有何意义？

（4）试略述唐以后历代散文之发展及其代表人物。

（5）中国小说至唐始盛，其原因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