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是恩师户田先生经常使用的书，和青年们一起阅读，用它来培育青年。尤其是由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春天起的半年期间，将它做为讲习用的教材，户田先生利用这个时机，向我们彻底地阐明了他独特的领导者论、人间观、历史观。
　　
　　户田先生生于明治时期，从青年时期起就多次读过《通俗三国志》（湖南文山译）五十卷。同时对于吉川英治先生正在报纸上连载的《三国》也十分爱读。户田先生对于“三国”人物的评论，绘声绘影，就仿佛呼之欲出的一般。
　　
　　户田先生教导说：“读书也有种种不同的读法。只注意情节，感到有趣，这是最肤浅的读法。其次是研究该书的成书情况或历史背景，弄清当时的社会形势及登场人物的性格等等，一边思索一边读，这也是一种读法。第三种是深入探讨作者的为人、境遇，探讨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进而深入到作者的思想中去，这又是一种读法。如果不按照这最后的读法去读，那就不是真正的读书方法。”
　　
　　他还说：“要你读书，不要让书读你”、“史实与小说不同。小说，是作者用自己的境遇比照史实写成的，也就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使之作为作者本人的代辩者，因此，不了解作者的境遇，就会变成被小说读你了。不应该认为小说就是原封不动的事实。”正如先生的读书观所表明的那样，先生对《三国》具有独自的卓越看法。
　　
　　对我自己来说，《三国》是我很值得留恋的、充满了深刻记忆的一部书。回想起来，在我二十几岁时，曾经贪婪地反复阅读过，当时我日记中写过：“《三国》第三次读毕。”
　　
　　同时，能像这部书那样，和友人一起谈论、一起争论的书，也是很少的。在二十七岁的日记中我曾这样写道：
　　
　　“归路，与朋友谈论《三国》——曹操的勇气。关羽的人格。张飞的蛮力。孔明的智慧。孙权的年富力强。是非论、善恶论、种种的议论。要做王道的人，不做霸道的人。为民众之王，勿为权力之将。做大众之友，勿为财力之奴隶。要做善的智者，不做恶的智者。”
　　
　　的确可以说《三国》一书，对我来说，对于培养我的历史观，形成我的人观，是一部极其重要的青春之书。
　　
　　《三国》中既有人才论，也有领导者论。它也触及了一般的传统、风俗、宗教、民族性。总之，它是蕴含着种种要素的“大河小说”。而且书中的人物形象，也是佛法中所说的地狱界、阿修罗界、人界、天界乃至菩萨界……从十界的角度来看，也都描绘出各种缩影。从而可以从中感受到多种多样的人生和人的生活道路，感受到宿命、使命这类东西。从这种意义说，这部书虽然表面看来似乎陈旧，其实它分明还活在现代。许多人至今仍然读它，企图从中学习与现代相通的东西，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仅从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户田先生为了形成、触发青年的“人学”，特地使用《三国》来进行讨论的卓越见识。
　　
　　探讨《三国》的时代背景
　　
　　——动荡、混沌的实力时代
　　
　　构成《三国》背景的历史舞台，自然是三世纪在中国展开的“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三国》所描写的正是这百年左右的三国治乱兴亡的情景。
　　
　　历史上出现的三国时期，一言以蔽之，是动荡的时代。旧的权威崩溃了而新的权威还未建立起来，社会规范与价值观都处于混沌状态之中。这点，从某种角度说，现代也是如此。
　　
　　巧的是，当时在西方正是罗马帝国的末期，“五贤王时代”告终，出现了“军人皇帝时代”。罗马帝国的统一与治安已丧失殆尽。看到用单独的力量去统治帝国广大的领土已十分困难的戴奥克雷狄阿努斯皇帝，宣布四个分区统治制度，形成了帝国分头割据的时代。这可以看成是和孔明“三分天下计”相通的。在大体相同的时代，不问东方或西方，出现了相类似的政治取向这件事实，使不少人感到历史的奇妙性。
　　
　　话归本题，将“魏”“蜀”“吴”三国治乱兴亡的历史写成正史的，是西晋的史官陈寿。据记载，他从二三三年一直活到二九七年，他留下了《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和《吴书》二十卷，合起来共六十五卷。其中收有四百六十八人的皇帝及个人的传记，以行文简洁而著称。使这部名著进一步增加身价的，是南朝的宋人裴松之（三七二——四五一），据说他为了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引用了一百四十余种书给本书作注。罗贯中是十四世纪中叶的人，他将这些史书及说书人在市井上讲的三国故事，写成了一大长篇小说，这就是《三国志演义》。所谓演义就“演”（敷衍）“义”（史实）
　　
　　之意。这部《三国志演义》共二十四卷。一般认为该书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
　　
　　吉川英治先生的《三国》，是由昭和十三年到昭和十八年写成的小说。吉川先生在序文中说：“原书有《通俗三国志》《三国志演义》等数种版本，我并未从哪种版本进行直译，而是随时择其优点，按我的想法写成的。”这就是说掺进作者本人的历史观、人物观，来加进新的解释。对此，据说曾经实际踏上过中国大地的作者本人的见闻、体验，也起了很大作用。在有名的开头的刘备刘玄德的感慨：“河水悠久地流去，（中略）他在久久地眺望着黄河水——这使他感到几千万年都是这样滔滔奔流着。”实际上，这无疑是寄托了吉川先生的感慨。
　　
　　王道与霸道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克
　　
　　一九八六年六月四日，我和前来访日的王震现任国家副主席进行了种种恳谈。当时，我询问他的“信条•座右铭”，王震先生举出了诸葛孔明说的话“鞠躬尽瘁”。这是孔明的有名的《后出师表》中的话。王震先生以安详的语气解释说：
　　
　　“我的信念就是为国家和人民，竭尽自己一切力量去服务。”
　　
　　对我提出的问题：“您想给青年推荐中国的哪种书”，王震先生立即回答说：“《三国》。”随后，王震先生对《三国》中的人物进行了评论，他说诸葛孔明这个人物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分裂状态很不满意，他一直怀有统一中国的远大志向，很值得尊敬。同时他还评论刘备说：”刘玄德憎恶不仁不义，我认为他是个重仁义，道德方面也很高尚的领导者。”
　　
　　他说：贯穿《三国》全书的主调，可以感到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主题——所谓“王道”与“霸道”的相克。他说，所谓“王道”的定义，是以德为本的政治，帝王自觉是承天受命，自己被选出来做万民的君、亲、师的，应当安定民生，树立起基于仁爱、道德的社会秩序。同时他认为“王道”的根本，在于帝王自身对“德”的严格的修养。
　　
　　对此，所谓“霸道”，是指霸者以武力统治天下的强权政治，其作法是不重视仁义，一贯重视功利与力量。如果前者的取向是理想主义式的善政，那么可以说，后者便是一贯使用灵活的权谋数术的现实主义。
　　
　　而在《三国》中，则将刘备、孔明描写为遵奉王道，将曹操描写为遵奉“霸道”的人物。在吉川所写的《三国》中，有一段写曹操的家臣程昱向主君曹操进言：“王道政治，其废已久，天下大乱，民心生厌，臣以为世间正待望推行霸道独裁的强权政治。”这是暗地里向曹操提出：应该废黜失去统治能力的皇帝，由拥有武力的领导者来治理国家。以此来敦促曹操早做决断。
　　
　　这样，在《三国》中，在描写了一个个多采登场人物的同时，揭示了贯穿中国历史的“王道”与“霸道”的相克，具体地揭示了统率“西蜀”的刘备、孔明与统率”魏”的曹操等人的攻防剧。这对研究人类的历史，也是非常富于启发意义的。
　　
　　关于这点，恩师户田先生所说的如下一段话，使我至今难忘。“诸葛孔明，玄德刘备都是理想主义者。”“在《三国》中，可悲之处是曹操这样的现实论者，战胜了那些理想论者。”他还严峻地教导我们说：“玄德刘备为人优柔寡断，所以免不了要惨败在曹操手里。”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不管东方西方，这是自古以来人的永久主题。不立足于现实的理想只能说是幻想。只是这样软弱无力的理想主义，与现实较量毕竟要失败。不应该忘记胜负较量总是在狂涛巨浪一般的现实当中进行的。
　　
　　但是，话虽如此，失掉理想的现实，只能成为极丑恶的东西。无理想的、单纯的现实主义，不可能开拓出对未来的巨大展望，这也是事实。因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如果不采取立足于这两者的作法之上的中道主义，就不可能解决现实的各项问题，使理想得以实现。这点，是我们通过《三国》所能汲取的教训。
　　
　　桃园结义
　　
　　——团结、结成一体之真谛
　　
　　在《三国》中展现的人间剧当中，特别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桃园结义”。当时无名的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在桃园结拜为兄弟，这就是有名的“桃园结义”，这三个人结成一体。这次拜盟，以后不折不扣地信守一生。《三国》奏出的主旋律之一，就表现在这三个人的信义上，表现在这三个人结成一体上。
　　
　　一九八六年，东京美术馆举办了“三国志偶人展”我去参观时与偶人制作者川本喜八郎先生进行了种种交谈。川本先生制作的每一件偶人都精巧地表现出人物的个性与灵魂，使我深深为之感动。这是因为川本先生本人对每一件偶人都抱有深刻的共鸣，并以深刻的观察为基础，制作出来的。正如他本人所说：“这些人物的生平，肯定都是像偶人的神态这个样子的。”这位川本先生在他的著作《三国志百态》中对“桃园结义”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在乱世，背叛已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在这样的乱世当中，桃园结拜的三个人，以后志同道合生死不渝，这一事实，在今天也是令人十分感动的。正由于有了这三个人流芳千古的结义，才使得《三国》得以超越时代，流传不衰。”
　　
　　这部书能超越时代、超越社会，打动人心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好的”心灵。而且，在人心动荡、嫉妒、反目层出不穷的乱世当中，这种美好的心灵就更加闪烁出光辉。那么，是什么缘故使这三人终生结合在一起呢？关于这点，户田先生一语破的地指出：“总之，这三个人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结义时彼此相爱的缘故。”的确，不管抱有什么样的高迈想法，有着怎样共同的伟大目标，如果缺少彼此相爱的牢固的团结力，那就什么也难做得成。作为一切的前提，这种不能以道理来解释的、彼此相爱的心的羁绊，才是志同道合的人所不可少的连结要素，没有比这种连结更可贵、更强有力的了。
　　
　　而且，户田先生还说，这三个人之所以能团结起来的原因，是“三个人都深知彼此的缺点，互相取长补短，所以能团结到底”。在观察人物时，先生强调了解人的性格的重要性。
　　
　　他说“了解缺点在哪里，优点在哪里，是彼此了解对方的基础”。的确应该说，了解人的性格，是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基本条件。
　　
　　人的性格是终生也不会改变的。了解对方的性格，如何去维护他的这种性格，使之发出光和热，这就关系到领导者的器宇问题。同时，在现实社会中，为了能建立一种美好的人际关系，不应该采取专去寻找对方缺点的做法，应该像刘、关、张那样，采取彼此充分理解、彼此取长补短的做法才行。
　　
　　话说自徐州失散以来，经过了好几年后，以刘、关、张为中心，终于又迎来了君臣同聚一城的日子。迎接这个喜庆的日子，在吉川先生写的《三国》中，是这样描写的：
　　
　　“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全仗能忍受苦难的精神。也靠虽然分散又重新结合的团结力量。而能够使团结和忍受苦难都贯彻到底的力量，则是以玄德为中心的信义、信义本身啊。”
　　
　　不管做任何事，总要经历相应的“忍受苦难”的过程，这是当然之理。而且，一种强烈的伙伴的亲爱之情——尽管立场或处境有所不同，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立即集到一起，共同前进——这种由伙伴的亲爱之情建立起来的团结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团结”的力量与“忍受苦难”的力量，这对于迈向伟大目标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使这两种力量之所以成为可能，则是“桃园结义”的那种较之父子、兄弟还要强烈得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绝对信义。
　　
　　关羽和张飞
　　
　　——表现为明暗两面的英雄人格的光彩
　　
　　《三国》的登场人物，即使在现代，也会在人的问题或思索人生的问题上，给我们提供种种参考和借鉴。关羽和张飞——这两人都是《三国》中毕生扶佐刘备，建立西蜀大业的首屈一指的英杰。但是，像这两人那样，成为武将中形成对照的典型，也是很稀少的。两人都富于武勇之才，不但在蜀中，就是在整个三国时代，也都具备了代表武将之誉，但说到两人的人性、性格，那么完全形成两个极端。
　　
　　尤其是使这两者形成显著的不同之点，是起因于张飞那种振幅极大的性格。张飞可以说是具有长处与短处两极端的人物。一说起张飞，谁都会想起在当阳桥上喝退曹操百万大军，拯救了败走中的刘备的故事，使人唤起古今无双的豪杰形象。《三国》中所描绘的张飞形象，无论他那豹头环眼的风采，无论他那万雷齐鸣般的声音，都是不折不扣的豪侠型的绝代英雄。对于自家方面来说，是再没有比他更令人信赖的了；而对于敌人来说，又是再也没有比他更令人难以对付的了。他的性格，径情直行，一生信守着“桃园结义”，他的心地非常纯粹，不知背叛为何物。
　　
　　但是，他具有这种举世无双的优点的同时，又具有极端的缺点。户田先生说过：“张飞过于鲁莽轻率，因而自取杀身之祸。“不能不说，他之丧命，完全是由于这种鲁莽轻率的“生命之业”所造成的。
　　
　　众所周知，他是在睡梦中被部下的武将割下首级而丧命的。这是因为，为敌方所惧怕的他的那种压倒一切的破坏力，有时也会伤害自己人，因而部下对他抱有怨恨的缘故。张飞对自己迸发出的生命力不能自制，从而不免带有不论场合随便发挥的轻率性。
　　
　　说到他的丧命、他的许多失败，都是由于嗜酒，这点是普遍为人所知的。睡梦中被割掉首级的时候，也是在大醉之中。在徐州，他破了禁酒令，喝得大醉，被吕布夺去城池。这样看来，古来在武勇超群的英雄豪杰极易具有的豪放磊落、天衣无缝的性情之中，同时也会出现过于单纯的人性，而其中由于本人的过于单纯和粗率，往往招致毁灭的悲剧。对此，张飞也是未能逃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