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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当真乃是天下第一世故玩意儿，那难听话只有小鬼这专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的闯祸胚子代说。你说得没错，如果老祖宗的东西不是用来评论甚至推翻的，则“发展”两字就绝不会存在于“世界文明”的任何一本字典里，而那位仁兄就绝不可能端着相机四处放风，而是只能跟咱俩一起光着屁股被上帝看，而异于禽兽者几希？
说实话，如今的知识分子确实不如他们的前辈。晚清时期，西学没有因为鬼子的侵略殖民，而被全民排斥，相反逐渐在中国流行开来。为此，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士大夫阶层十年寒窗苦读，只求一朝飞黄腾达的美梦从此破灭，原本的功名利禄，换来得只是新式学堂里的那张破教书桌。可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从不曾对此有过半点怨言，而是甘愿放弃个人前途，为着中华千秋社稷，朝野上下一至怀着变通救国的理想，日夜钻研西学，找出加以推广的办法。为了让后代子孙再不用顶着他们所经历过的屈辱天日，更是主动背叛老祖宗的“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政治教导而全方位地“师夷技长以制夷”。就是在这种良好氛围的熏陶下，多少后生拿着庚子赔款的屈辱钱，远赴海外，在异国他乡受尽了西方人的嘲笑和污骂，忍辱含垢地勤奋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学成回国，合力推动了名垂文明青史的新文化运动，将腐朽不堪的传统落后中国文明送进了历史的堆填区。无论鲁迅与梁实秋，亲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如何激深，但所有人都没有否认过西方的先进，更没有人如当代的部分同志那样不要脸，敢于将良心舍弃，鼓吹传统文化治国论。
所以狐狸并没有发见，咱们古代没有科学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有前人低下头，猫下腰去的学习精神，原创不原创乃是小事，更不用恬不知耻地将诸如“勾股定理”这样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创建的数学理论，硬是说成是自己的发现。可惜如今巨大的免费午餐摆在咱们面前，我们却越活越回去，连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本事都没有了，跟那些晚清民国的先辈根本无法相比。也许这些前辈的知识分子曾经幻想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会换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会如何的强盛繁荣，现代文明是如何的无比灿烂。但若是起他们的双目于九泉之下，看到如今举世昏昏的破烂之相，只会恨不得自己当初的元阳发射在墙上，为自己的后人如此不争气而捶胸顿足。因为时至今日，我们却进入到了知识分子最堕落的年代，所有人只知道沉迷于“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家管弦楼”之中，而无半点“民族祸福，常在我心”的念头。
或许小鬼有幸荣任汉奸，领卢布日元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我专门历数老祖宗的是非弊病。可像本人这样提倡自承不足，向西方虚心学习的同志都成了现代秦丞相，受万民唾液伺候，咱们这种只有自尊心没有进取心，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民族有什么未来？有什么希望？更有什么理由放胆喊出中华之崛起的大话？
但说上来，若不是老祖宗的圣贤之道所造下的大孽，“格物致知”到最后完全跟田伯光嘴里“格老子的”骂娘话没什么区别，“格”出的乃是现代万民的智力错乱，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被国人用来当作发大国春梦的精神伟哥，使世代国人夜郎自大的心态与日俱增，现代文明在华夏大地上至于积弱如此？以至小鬼这样的布衣再躬耕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而不是出来做飞将军们的箭靶，我看仅有的那些西方精神产物迟早被民族主义豪情万丈的捍卫国粹之举，逼回太平洋彼岸。
当然狐狸的文章倒是引出了我的思考，在我看来，虽然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不分伯仲，但之后确实停滞不前。以至咱们古代不仅没有科技思想，除了国学，任何的思想咱们都没有。而且要不是从印度的佛教文化里偷师，就绝不会有程朱理学这门宋代之后，“天字第一号”的学问的出现，因为那“理”字的抽象概念在此之前，压根从没有出现在中国文明之中！说白了，咱们古人根本没有抽象思维的能力，老子作为道家的祖师爷，写了本思想混乱不堪的<<道德经>>，却连为“道”字下个定义的本事都没有。孔子那大成至圣先师更混，作品中“君子”与“小人”的概念在不同处，涵义完全相异，可从来解释不清哪些是智力层面上、哪些是道德层面上、哪些又是指社会地位上的？才会闹出“武王十臣，九人而已”的马屁拍在马脚上，而被看作歧视女性之言的大笑话。
当然这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在老祖宗的身上，因为不仅参与建立思想与创造文明这个复合函数的变量参数极多，例如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土地资源等多方面自然因素，哪怕历史本身都在进行着对自我的改造和推动。
比如说，欧洲的开放型的地理环境，不仅使得文明的流动性和互补性增强，而且也注定了人家老祖宗的忧患意识要强于咱们，为了不被邻国异族吞并，相反试图骑在别人的头上，便只能在危机感的笼罩之下，时时寻求发展之策。由于社会结构与制度在无法保证得到稳定的这一大前提下，社会文明进化突变的可能性便大大提高。
但古代中国前面是高山森林，后面是大漠海洋，周边全是些经济和文化落后无比的蛮夷土人，使得老祖宗从来没有活在过巨大的威胁中，而只能创造出封闭式的社会制度。其保守特性注定了古人从一开始就对制度变迁的需求，缺乏任何的兴趣。
而从生物学角度来讲，社会文明同生物一样，其本性是保守的。所有的发展与进化完全是偶然的。只有在现存的机制形成缺陷时，才会使得引发突变的基因进入机制内，进行自我化学因式的改变，不断繁衍积累，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完成人类文明的某个阶段的进化。可惜咱们的问题就出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太过完善，不需要任何变性的体制改革维持，自我防御机制也异常敏感，哪怕稍有缺口，系统也会在第一时间作自动修补，完全可以被当作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看待。而在这种稳定的结构体系中，任何能引发思想突变的基因即使如刀枪而入，也只会被传统制度内的保守机制所压制和整合。
所以自秦之后，当中国古代传统的小农经济与新生的皇权主义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及以独尊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相互磨合而融为一体之后。不仅人口资源的增长，没有因土地资源的相对不变，在技术层面上，自行改变原来的自然生产方式，相反却促成了在原本的方式不变的基础上，上层强迫下层用劳动对土地资源进行非合理的不等量替代。加上儒家思想的旁敲侧击，传统底层民众对皇权专制主义制度充满了敬畏与依赖。只要有面粉，就绝不会去造反，去成为任何改变制度动机的同盟军，为自己谋取最大程度上的利益，从而在占社会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构成了社会制度稳定的强大堡垒。
由此中国传统皇权专制主义制度的发展是较为原始的。周边少数民族的落后国家制度毫无条件无法形成威胁与挑战，而内部底层民众缺乏社会责任感，同时任何试图削弱皇权的神权，与官方意识形态发生矛盾的社会组织也都会受到暴力打击，使得千年中国的各代人只能局限于“家庭”这种自然的血缘关系，并从中划分亲疏远近，形成一种只有以家庭作为自变量的单元函数式的社会关系。并且在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便是“一人犯法，诛灭九族。”的基本利益驱使下，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这种社会形式的制约，而以独立的个体存在。在这种无法形成以个体为单元建立社会组织的状态下，任何的思想自由即使在某个个体的脑袋里产生，也无法靠结社形成庞大的思想体系与人群，而大规模地推之于众。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古代中国怎么会有科学萌芽的存在？科学理论的出现，首先就得在某一现象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在旧的思想体系范围内，被认为偏激片面的观点理论来，但同时这个观点必须清楚解释这个现象。从而通过严格的验证，将语言假说上升到定律的层次。从而此定律在被作为下一个新观点理论的大前提，而使得另一个观点以及验证方式产生后，不断随着无法解释的新现象加以修改，直到最后被新定律证伪。
因此所谓科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竞争中求实，恰恰与儒家思想倡导的“尊上崇古”的守旧气质水火不容。就是在皇权配合儒家思想只手遮天的局面下，知识分子不仅完全无法接触到任何系统之外的文化，依靠新知识的补充，将旧知识加以完善，从而推动文化的流动，向各陌生领域进行有效的思想开拓。同样，这种病态的垄断机制，只能导致传统文化丧失了吸取外来文化的功能，而现有文化的质与量，又无法足以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创新，因此任何诸如王安石等人的变法改制，最终只会在没有外力的增援来抵抗官僚集团的大力反抗下异变成为激进而毫无实质的空洞发泄，并以失败告终。所以咱们确实无法与英国人当初那样，通过和平演变，完成制度改革。相反却注定只能血腥反动的战争与暴动以及异族入侵改朝换代工程，但同时在制度上毫无点滴进步，却让暴力成了为皇权专制主义制度重新找回社会平衡立足点的唯一手段。
所以当初若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将帝国轰毁，全民也只会在一次又一次的皇朝动乱的血海中翻滚。所以如今这厢要把儒家思想提上来治世，那厢拒绝西方文明的援助，你说“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小鬼不上网嘲骂这些吃错药的同志，难道还要跟这些“后知后觉”、“昏知昏觉”、“不知不觉”一起同流合污，把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合力送回暗无天日的污泥沼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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