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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整顿”
1975年以后，小平同志出复出，全国开展了“治理整顿”工作。
坦率地说，我虽然是“村小教师”，但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学校里虽有几个高中生，或者师专毕业生当老师的。但是，多数是文革中培养出来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有限，比我也好不了多少。
于是，区里对于文化程度不足，现在又坐在“民办教师”位置上的人进行了系统培训。规定每周一次，周六、周日到梅城的建德师范院校进行“不脱产”函授培训，来回的车旅费可以报销。考试及格，还可以拿到函授“中等师范院校”的毕业文凭，“国家承认学历”。
对于我们这些民办老师来说，最忧心忡忡的事，莫过于“没有文凭，资格不足”了，民办老师再是努力工作，再是得到学生的欢迎，再是得到家长的表扬，仍然是“白搭”。
民办教师中的许多人，直说了，充其量只是“滥竽充数”、“管管孩子”而已。
对于民办老师来说，免费的函授教学，来回车旅费还可以报销，甚至可以拿到“中师文凭”、“国家承认学历”，简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梅城渊源
我们在梅城的“建德师范”集中学习时，还有几段小插曲。
梅城，虽然现在只是一个建德县的镇区建制，但是在历史上却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地方，文脉源远流长。梅城，古称“睦州府、严州府”，上世纪20年代之前，贯通全国交通的铁路\公路运输网并未形成，南北运输主要依靠水路。
北方的商客经由京杭大运河到达杭州，然后，沿富春江逆流而上，舟到梅城，既可以沿兰江南下闽、赣、粤，又可以溯新安江，西上徽、湘、楚等地，梅城恰巧处在三江的“丁”字口上，客货船舶，舟到严州府都要补足给养。然后，扬帆继续他们的旅程。
旧时，浙省有“上六府、下六府”之称，严州居六府之一，其全国交通枢纽的地位，及文化历史渊源并不低于杭州、绍兴、宁波等地。
只是20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浙赣铁路通车，南北公路运输网建立，大运河、钱塘江航道的水上运输业迅速凋零，梅城才渐渐淡出人们视线。
到了20世纪的1958年，新安江水库落成，建德县府由梅城迁到白沙镇，梅城由此降格为一个镇区建制，以后逐渐鲜为人知。
“建德师范”
梅城，曾作为州府治所在地，一直到文革前，仍有相当浓厚的文化传承氛围。
著名的严州师范学校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浙省的三大师范之一。当时，梅城除了“严师”之外，还有浙江省冶金学校、严州中学等著名学府，“严中”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浙江省重点中学。
我在学校教的是文科方面的科目，学的内容是语文修辞之类的功课。当时，“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或“国外文学”都作为“封、资、修”的东西而受到批判，仍然是一种禁忌。惟有《汉语修辞》较宽泛，实用性较强，牵涉到“四旧”内容不多，故而选了这门课。
建德师学校成立于民国六年（1917）；民国三十三年（1944）改称省立严州师范学校；1953年称“浙江省建德师范学校”。文革时，“建师”停办；1969年11月校职员工全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3月“建师”恢复，给我们讲课的是何玉聪老师。想来当年他也有五十多岁了。
何玉聪老师
说来也是凑巧，何老师是我在金村曾住过一户农家廖新高的亲家，廖新高的独生女“文革”前在建德师范学校读书，何老师对她的女儿颇为欣赏，毕业后也就成了何家媳妇。
那一年，我在金村学校代课，春节时回杭州去了。何老师过年走亲家，到了廖家，就住在我的那个小房间。虽然是文革时期，屋里仍有几本文革前的旧书，诸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之类。在抬板下压着一张《高尔基在伏尔加河上》的画。
坦率地说，我当时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虽然我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如果能如高尔基那样，年青时在伏尔加河上漂流，尝尽人生的滋味…..将来也能如高尔基那样，写出另一本《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也算不负此生了。
好像廖新高也向何老师介绍过我在村中的为人处事，及家庭背景，在没有见到我之前，何老师就对我已经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神使鬼差令我们有了“师生之谊”。
从另一层意义来说，仿佛他也猜透了我的心思，为我提供了另一次机会。那几年，文革稍稍松懈，“建师”刚从五·七干校迁回未久，再说，小城镇的学生“批、斗”老师没有大城市那么狠。何老师虽屡遭批判，一度被剥夺教书的权利，被安排在学校图书室打杂。
其实，当年图书室关闭，教学几乎处于停滞，何老师只是做一些勤杂工作。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次又安排他上课了。课后，我借口替乡下房东送东西给他为名，去拜访了他。初次见面，何老师为人相当谦恭，生活也很简陋，独自住在一间长形小屋内，室内除了床铺、几张课桌拼起来放置行李和脸盆架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陈设。
何老师向我解释说，家人都回武义老家去了，妻子63年时就被动员回乡，自己刚从干校回来不久，能够有个地方住、“按张床”，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与众不同的是，他知道我父母是“右派”时，非但没有疏远我，反而说话没有什么顾忌了。可以说，何老师与我一见如故，几次的交谈，居然成了忘年之交。当时，学校的图书室并没有人注意。因为图书室的书多是“毒草”，作为管理员兼勤杂工的何老师几乎无事可做，只是每天例行公事，去打扫打扫卫生而已，学校也没有把平时说话不多的何老师放在心上。
几次接触下来，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了，我告诉他，很想看看学校的书，一拍即合。
“大逆不道”
他说，下午你进图书室去挑书好了，选好了，放在我桌上，我替你拿出来。
“建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学校，虽复校未久，但是过去的存书量仍然不少。
从此以后，每周日下午，学校放假，他竟让我溜进图书室看书。后来，我每次去梅城总要偷偷捧回一大包书。
隔几周，看完了，又去换一些书籍回来。晚上，一个人关在小房间里读“禁书”，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愉悦和快感。
何老师将“建师”图书室的偷偷外借，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如果让人发现了，对于一个“旧知识分子”来说，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但是，他却这样做了。其实，我并没有给过何老师什么物质上的回报，我将这样的情况告诉了母亲。父母也感谢万分，母亲多次写信给何老师，表达了感激之情，我不知道母亲在给何老师的信中写了些什么内容，但是，从何老师的言谈中，我深刻地感受到，母亲信中流露的情绪是相当诚恳的。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78年大学恢复高考，我进入杭州大学。
想来今天我的成绩，真的得益于何老师当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我读了那么多的禁书，才造就了我的成就。坦言之，文革期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述的。可想而知，何老师与父母亲一样，经历过一场又一场“折腾”，有些事，心灵一点就通。而对于今天某些只重视于权势、财富的人而言，则是难于理解的。
何老师真的可以说是“为人师表”，一直成为我生活的标杆，影响着我今天作为一名老师站在课堂上，作为一名作者为报刊写稿。
“上调”
到了20世纪的1975年之后，随着小平同志的恢复工作，以及“治理整顿”初见成效，各方面逐步走上轨道，知青陆续走上了“上调”的艰辛之路。
大抵来说，知青“上调”的路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尽管途径各不相同，但是殊途同归：有办法的“革干”子女，可以通过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推荐”，或者通过“参军”，转而进入军队院校等曲线管道离开农村，继而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一般干部子女、所谓工农兵子女，或者那些“有门路的人”，也可以通“招工”的方式，进入城市。
但是，多数知青没有这样的渠道，也没有这样的背景。他们也有一种出路，就是“病退”，到医院出具证明书，自己跑到医院去，让医生出具证明信：不能适应于农村的体力劳动，而且，大家心照不宣，此法屡试屡灵。
我们一起下乡在北坞的那位漂亮女生朱莉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回城的。
随着一批又一批知青的离开，剩下来的人开始“燥动”了。部队招去“当兵”，通过“体验”而离开的人，大家争议不多。最有争议的事，就是“推荐”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或者“招工”进入城市工厂的人。通常的情况是，等到这批人已经离开农村之后，大家才知道，某人已经上大学了，或者说，某人已经进工厂了。
坦言之，他们这样偷偷摸摸的进行，也是怕引来争议，否则，僧多粥少，会吵翻天的。
有时全公社只有一、二个名额，而在招这一、二个人之前，往往在城里的招工单位，早已“后门”开好了：某人子女在某县某公社某村庄，招工干部特地跑到这个公社来将他们“招走”的，神不知鬼不觉地“上调”了。
当时，所谓“贫下中农推荐、表现好”等等几乎流于形式。
显而易见，被用来“垫底”者，一般都是毫无门路的普通人家子女，更惨者，就是我们这些所谓“黑六类子女”，也就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右派分子、资产阶级、走资派子女。我们这些人无论“表现怎样好，永远是‘白搭’”。
人们可以用理直气壮的理由，他们“成份不好”，我们怎么能招这些人去呢？
可想而知，当时我的失落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换言之，也许我这一辈子就该在山村度过了，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
“离开金村”
20世纪1978年的恢复高考，对于我们这些“剩余者”来说，可说是天大的喜讯。报纸上一有这个消息，父亲就写信来，要我去参加考试。
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家庭出身“黑六类”成份的人….那是一个从不敢“奢望”的泡沫。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因为我连当个工人都不够格，居然想进大学？
大学，那是一个多么遥远而高不可及的神圣殿堂，能为我这样的人开吗？
再说，我的正式文化程度只有“初中毕业”，哪个所谓“初中”的最后半个学期，已经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文革，又学到了多少知识呢？
父母亲给我弄来了“复习提纲”，我又重新捡起了久违的“复习备考”之路。好在我已经当了多年“村小”教师，对于一些基本知识早已讲得滚瓜烂熟，不用再多做准备。想来，经过“十年动乱”，别人还不如我？不妨去试一下，也许这是回城的“背水一战”了。
我们参加考试的地方是杨村桥中学，离开金村约五十余公里的地方。据说，那年到杨村桥中学参加高考的人多达五、六百人，有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更多的是像我这样经过“十年荒废”，年龄已高达28岁的人。坐在考场里的人，既有我的学生，也有如我一般的老师。同年，我顺利地考入了杭州大学，随后便离开了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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