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山西有好多非常好听的市县名，河津就是其中一个。
　　
　　河津古称“龙门”，不仅好听，而且中看，鲤鱼跃龙门的美丽传说就发生在这里。
　　
　　进入21世纪，河津更是别有洞天。站在“龙门广场”看音乐喷泉和人造瀑布，你就是有再大的事也不愿意走开。在“龙门大道”上散步，挨个的四星级宾馆是你不相信这是北方的一个县级市。在“龙门大厦”里去消费，“奔驰”，“宝马”一辆接一辆，奇怪的是纪检委连问都不问，因为这全是私家的！
　　
　　河津很富，不仅是三晋首富，而且向全国百强迈进。
　　
　　富起来的河津人怀揣大把钞票走南闯北，花钱似流水。据传在深圳一家五星级饭店的大厅内，一位客商好生纳闷地问一位到此旅游的河津人：“老板，请问哪里人？”这位河津人跷起了二郎腿，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只回答了两个字“河津！”连山西省都不要了。客商不明白：“河津，哪里的河津？”河津人一急：“嗨，北京、天津、河津，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白活了！”
　　
　　偏偏就是在这个名字非常好听的河津市，却有着一个名字很不中听的村名——老窑头。外地人如果不靠死记硬背保准记不住它，即使是当地人也经常叫错它的名字，至今仍有人叫它“老头”，也有人叫它“窑老头”。
　　
　　老窑头村地处吕梁山区，属河津市下化乡，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全村共291户，1260口人，分6个村民小组。
　　
　　现在它很穷，穷得令人难以相信，当地人说这是“河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原始社会”。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它穷的水平确实还有点“档次”。
　　
　　就在这个老窑头村，确实发生了新鲜事，它也因此出尽了风头。
　　
　　2003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监督与思考”栏目以“230万元巨款买村官”为题，对山西省河津市老窑头村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披露，而且在题目前面特意加了“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在村委会主任选举中却有人开出了‘天价’”——的引题，对230万元进行了衬托。
　　
　　230万元，相当于当地一个农民整整2300年的收入，数目之巨，反差之大，令人炫目。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此文一出，立即轰动全国，国务院领导同志旋即做出批示，民政部门马上展开了调查，各大新闻媒体相继转发并展开讨论。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又以“村官的价格”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这个贫穷的小山村从此一举成名。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人们关注已久的基层民主政治中的深层问题引爆了……
　　
　　发生在老窑头的村官选举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事人为何拿230万元巨款竞选村官？酿成这一事件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对正在进行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有何影响？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一事件？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些许许多多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和舆论界的普通关注，也值得学术界认真的思考。
　　
　　第一篇激烈的竞选
　　
　　老窑头村原属乡宁县管辖，1971年随下化公社划归于河津县。1984年下化公社改为下化乡人民政府，老窑头大队更名为老窑头村民委员会。
　　
　　老窑头因很早就有煤窑和瓷窑而得名，它经历了一个穷——富——穷的沧桑演变，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年轮。
　　
　　翻开《乡宁县志》，有这样两段描写解放前老窑头村背炭工辛酸生活的民谣：
　　
　　背炭娃，真凄惶（方言读huo），腰里揣的黍面馍；
　　
　　到窑上，掂着轻，背着重，走到半山挪不动；
　　
　　下了西垲坡，两眼泪索索；
　　
　　腿儿软，气又喘，拼着性命往前赶。
　　
　　屋里冰冷灶没烟，等着娃娃卖炭钱。
　　
　　出门看北山，不由心发寒，
　　
　　上了十八盘，两眼泪涟涟，
　　
　　北风呼呼吼，脊背出冷汗，
　　
　　身上如刀割，脚下石头绊，
　　
　　一步踏错了，阎王把账算。
　　
　　穷则思变。解放后，老窑头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他们的“乌金”探索之路，至80年代初，他们终于摆脱了贫困的面貌，成了“富甲一方”的有钱村。投资20多万元的大舞台和村委会大楼成了该村富有的象征和标志。“狗都能娶到媳妇儿”是当地人发自内心对老窑头村的羡慕。
　　
　　80年代，作为老窑头村经济支柱的煤矿承包给私人，从此，集体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村民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多数村民的生活停留在温饱水平，与飞速发展的河津市形成鲜明的对比。
　　
　　老窑头的演变代表着这么一种现象：他们的富，是相对于社会整体普遍穷的富，他们的穷，是相对于社会局部已经富起来的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资源如何占有，已经成为穷和富的社会基础。
　　
　　这些现象还是留给文化人讨论吧，山里人是凭感觉走的。是现实引导他们寻找各种致富之路，通过竞选村官来实现这一目的也成了一种“时尚”。大浪淘沙，时代造英雄，是非成败，留给后人评说……
　　
　　史吉堂的担心
　　
　　2003年2月25日，下化乡按照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市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安排部署，全面启动了本乡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动员大会之后，老窑头村党支部书记史吉堂皱起了眉头，三年前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激烈争斗，他仍然记忆犹新。
　　
　　那是老窑头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选村官。谁也没有料到选举还没开始，竟引发了村民的激烈上访告状。
　　
　　在这之前，该村的村委会干部和多数地方一样，一直由乡里任命，党支部更是如此，村民没有对农村干部的决定权。也可以这么说，村干部碗里的饭是由老百姓用血汗做的，而又是由乡干部端给村干部吃的。就这么一点，责任关系全变了，老百姓在干部心目中的位置没了。正是这么一点点，依附关系也变了，权力和权利向远离老百姓的一方倾斜了。
　　
　　大凡掌过权力的人几乎都这么认为权力是个好东西，只为少数人互利的权力更是妙不可言。这样，领导加强到哪里，腐败就带到哪里。其实，利益集团的形成也就这么简单！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好人更好。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坏人更坏。村干部的任命体制培养着一批远离政治文明的人，这些政治新秀又在竭力维护着这个体制。在农民失语的情况下，上层领导听到的，就是一派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了，农民的正当要求就成了刁民不讲理的违法行为了。
　　
　　有句话永远不会过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前进的动力”。处在这个利益集团之外的人民说：挂有“人民”二字的地方千万别把它当真的，羊头在那儿挂着，狗毛都早让有特权的公仆私分了！这话真不该这样说。
　　
　　乡村干部懂得这个权力的价值，老百姓也懂得权利的重要。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党和国家把基层民主的权利交给了农民。从那时起，10多年了，农民的上访维权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强烈要求依法选举自己的村委会。但历届下化乡党委一直以“全河津市都不让选，下化乡为什么非选不可”和“条件不成熟”等各种理由，拒绝将民主权利交给农民。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解决“三农”问题自然成了一句空话。1998年11月4日，《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这时，法律规定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已是第四届了。1999年，山西省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开始，迫于形势和压力，老窑头村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村委会。
　　
　　选举前，村民对村干部长期以来村务不公开、办事不民主不满，怀疑村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强烈要求清查村财务，撤换村干部。市、乡两级政府组织了财务清查组进驻老窑头村，经过了长达一年的财务清查，最终不仅没有查出村干部有任何经济问题，而且村集体还欠了村干部不少债务。村民们对清财组的这种清财结果做了这样的评论“日怪透了”。
　　
　　其实这不日怪，日怪的还是那个日怪透顶的权力结构和日怪得不能再日怪的利益集团。
　　
　　转眼到了1999年末，老窑头村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来临，村民们无暇顾及那些日日怪怪的“老账”，骂了一句当地的“歇后语”：狼吃占得娃——饱得下你一辈子吗？
　　
　　占得是一位农民的名字。50多年前，占得三岁的小孩被狼叼走了，他不顾一切去追，怎奈他无论怎样也追不上四条腿的恶狼，眼巴巴地望着亲生儿子被狼越拖越远。他绝望了，大吼了一声：“我日你妈！你吃我的孩子能饱得下你一辈子吗？”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老窑头村的村民就是怀着这种心态放弃了维权的上访和抗争，开始了选举的准备。
　　
　　43岁的村民史明泽，首先站出来竞选村委主任一职。他从20多岁开始就在村里任干部，是老窑头村干部中“干龄”最长者之一。平心而论，他多少年来的工作有功也有过，在他任村干部的年头里，他自己的生活也同老窑头的大多数人一样，算是个温饱水平。
　　
　　后来，下化乡其他村有的人在一夜之间突然富了，富得令人眼馋，几百万，上千万哪！够花多少辈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