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底，郑渊洁先生出来抨击班干部制度，旋即引来了网络上的热论，连那篇似乎乃是大人代为捉刀的小学生檄文，都被炒到烂成了稀饭。那时见某新浪博友肉麻吹捧这位子虚乌有的小学班干部，惊呼中国当代孩子的思想成熟，却不想想，即使这篇文字真是出自一个孩子之手又何如，恰恰凸显的是那些长江前浪的尴尬，洋洋洒洒一网络，搞了半天的大批判，最后竟然还要靠一篇孩子的文章来呐喊助威，为自己的观点增加胆气，当真是出息人干出息事。
　　
　　作为中国教育的过来人，其时看了郑渊洁先生的评述，涂鸦当真是无限感慨，谁都不能否认，从小学起，咱们就得时时刻刻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管教，家长老师自不必说，连自己的同窗世兄弟，也会成为自己提心吊胆的对象。而这套班干制度的存在，使得一个班级往往比《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那个家庭还乌烟瘴气，今天在一起打闹嘻笑的玩伴，转眼便会在成人所设定的大是大非原则的光辉指引下，个个化身二姨太，成为老师埋在班级中的“绊”(所以还是那位小学生干部更绊一点)马索，反复考验咱们对教学权威的忠诚。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奉行的第一原则，便是“尊师重道”，而老师的权威乃是天然形成，并不用挖空心思地去创造维持。“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思想观念，完全不需要靠呵责棍棒，来植入学生的脑子里。即使因为自己糟糕的学习，而遭到先生的体罚，也只会把此当作天经地义之事，更不可能存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背道之举。
　　
　　可惜新时代教育制度下的老师，再也没有挥舞戒尺的权利，解放后的教育改革，首先提倡的就是“师生平等”，使得原本老师所应享有的崇高权威逐渐被削弱。哪节课的老师脾气好点，那么发生讲话、睡觉、传纸条、偷看小人书的事情便会层出不穷。尤其是那些善良和蔼的女老师，几乎被调皮捣蛋的孩子们骑在头上欺负。
　　
　　而正因为如此，班干制度便成了老师们在管理班级过程中的倚仗。他们完全不会自身摸索管理良策，也不会考虑这种制度给孩子们的心理和思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是为满足管理的一己之欲，便多快好省地采取“以夷治夷”的办法，将班级的学生分化，用孩子个个向往的班干职务，“赏赐”给一批同学收为己用，组织成为自己的御林军，借助听话的“没头脑”们去孤立不听话的“不高兴”们。
　　
　　这种做法，使得“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完全成了笑话，取而代之的便是一个个现代小官府衙门，想要在这个班级中谋得一官半职，如果学习成绩拔不了尖，就得学会“出卖”自己的同学来飞黄腾达，塑造出自己“忠于老师，忠于学校”的现代吴之荣的形象。而混不上班干，却又不想成为小报告对象的同学，只有千方百计地去取悦那些青天小老爷们，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些同志时不时地牺牲几张香烟牌，请吃几根绿豆棒冰，完全是家常便饭。
　　
　　而一旦出事，那些挨了闷棍的同学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忍气吞声，哪怕连半点辩解的机会都没有。被备课教务所缠身的老师，一般在这类班级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芝麻绿豆小事上，只会听信班干的“一面之词”。即使是非曲直在心，也只会眼不见为净，草草了事。我相信很多人再深刻不过地从中能体会到，自己其时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
　　
　　当然涂鸦这么说，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毕竟我在求学时期，恰恰就是“学生高官”，虽然少时的涂鸦个性突出，祸事闯下一箩筐，但咱们的教育决定了，成绩与品德永远是成正比关系的，只要你成绩拔尖，无论做什么坏事，结局必然是会以喜剧收场的。
　　
　　以至在学习成绩大过一切的原则之下，涂鸦不仅总是幸免“遇难”，档案上一片雪白干净。而且从小学起，左臂上的牌子总是在两条杠以上。而且自从四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到初中退队前，我的牌子便维持在了三条杠上。那时别提多神气了，每次走在去学校的路上，都是靠着人行道的右手侧慢走，故意让从背后赶超而过的其他学生羡慕一把。
　　
　　我在拙作中记述过，这块牌子可不仅仅只是换来一种满足感，也可以捞来极大的实际利益。至少每次去小朋友家作客，家长们一见我手臂上的这块牌子，就又是饮料又是水果的，那几年，我可没少骗吃骗喝过。有一次在同学家做作业，她妈妈在旁没完没了地重复唠叨，说要我经常跟她儿子一起学习，帮助她儿子提高学习成绩的话。我当时忍不住想鼓起勇气，坦白自己的罪行：“阿姨，真的，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是想吃你家的大红苹果而已。”
　　
　　可惜阿姨从不关心我的品德真是出众与否，自己干下那些调皮捣蛋的事情，是否可以让他的孩子跟着我还能学好。正因为我的左手臂上挂了牌子，考试成绩在班级拔尖，便被所有人认定自己乃是德才兼备的好学生。
　　
　　如今回想起自己当年的“官场生涯”，一点没有童年回忆所应有的快乐。唯一庆幸的是，如果当年不是学习成绩优秀，成了自己兴风作浪不断的护身符，还能混上班干的职务，则迟早要被其他班干整成被学校开除的梁山好汉。我也已经忘记了当初自己是否也利用职务之便，做过对不起同学的烂事，如若有，即使别人早已淡忘，那也只能成为我人生上不可去除的污点。
　　
　　无奈的是，在中国学校教学大堂里所贴满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学生守则与口号，跟当初大街墙上所贴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标语一般，起到的仅仅是“美化环境”的作用。咱们的教育管理似乎离开了这批“少年包青天”，就完全没有办法展开。
　　
　　说穿了，班干制度只是数不清的遮羞布中的一块，同样反应了中国教育对所有学生用尽一切手段“以管代教，以治代育”，目的就是为了将学生培养成“不违，如愚”的现代颜回。举凡当初能在胸前带上小红花的，都是些“老师步亦步，老师趋亦趋”的同志。以至在中国，“听老师话”，便成了在家长面前，对某个学生最高的口头嘉奖之一。使得在这种高强度，高密度的监管方式下，走出学堂的，大部分人也只会是一群被剥夺了独立个性与主见，脑子里塞满了政治教导口号，从而失却了想象力的木头人。
　　
　　事已至此，除了证明咱们如今的教育制度无能不堪，还能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