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前天发生一件未成年男孩“被性服务”的荒唐事件，引发社会热议。前天上午，陕西咸阳陈女士一家和朋友胡女士一家，第一次踏进洗浴广场，当两家人准备结账离开浴场时却被告知，陈女士13岁的儿子鹏鹏，在浴场内消费了由技师提供的“性服务”，浴场要求陈女士为鹏鹏消费的198元买单。陈女士愕然、愤怒，当场选择了报警，该案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该极端案件，有很多的法律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认为该男孩身心受到了严重伤害，对提供“性服务”的“女技师”应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世界惯例，对与未成年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都是严厉打击的政策，以体现对未成年的特殊保护，因为，未成年身心发育还不健全，没有正确的明辨是非能力，所以法律要特殊保护。
　　
　　不能按“强奸罪”定罪。
　　
　　是否定强奸罪？遭遇尴尬。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强奸罪”，是指违背成年妇女意志，强行与成年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与14岁以下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不管幼女是否同意，按强奸罪定罪量刑。
　　
　　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奸罪”，把受害人限定在女性，也就是说，违背成年男性意志，强行与成年男性发生性关系，或者不管幼男是否同意，与幼男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强奸行为”，但是我国《刑法》明确把这种情形排除在“强奸罪”的范围之外。让人感到无比可惜，这是典型的“重女轻男”思想。
　　
　　造成这样尴尬局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原因如一些刑法专家所说，生活中，“性侵害”案件，受害人基本上是女性，男性受侵害的几率太小。再一点，根据生理结构特征来看，男性被“性侵害”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没有男性的配合，女性无法完成“性交”的行为。这样的说法，看起来似乎具有一些道理。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观点认为婚姻是男女之间的事情，现在发展到同性可以结婚，很多国家都通过了“同性法案”，社会的发展对我们的法律提出了挑战，我们的法律永远是滞后的，我们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我们的法律进行调整和完善。
　　
　　随着科技的发展，妇女可以借助药物或者外力让男性产生性冲动，被动的配合，完成女性对男性的“强奸行为”，我们已经看到无数的“妇女强奸男性”的报道，同时也看到过许多成年女性对幼男伸出罪恶之手、诱骗或者强制和幼男发生性关系的报道。
　　
　　这些发生在成年男性、幼男身上的事情，和发生在妇女、幼女身上的“强奸罪”是同质的，但是我们的法律却无法很好的对这些受害人进行保护，无法正确的对罪犯进行打击，问题在于，我们的《刑法》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对社会可能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考虑。
　　
　　同样的情况，早就出现过，也引起了刑法专家的关注。例如，1979年，我国《刑法》规定有“拐卖人口罪”，经过多年实践后，发现在实践中，没有男性被拐卖的情形，刑法专家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把“拐卖人口罪”修改为“拐卖妇女、儿童罪”。专家给的理由是，男性被拐卖的可能性太小，一般不会被拐卖。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大量成年男性被“拐卖”，被卖到黑砖窑、地下工厂从事强迫劳动。这时候，我们傻眼了，“男性被拐卖”竟然无法正确定罪，大家发现还是原来的罪名好用，新的罪名无法精准打击此类犯罪。
　　
　　如果这些行为发生在判例法国家，这种情况，根本不会是问题，法官可以根据同样性质的行为，作出同样罪名的判决。像上述的行为，直接可按“强奸罪”，“拐卖人口罪”作出判决。但是我们是成文法国家，我们只能依据《刑法》条文的明确规定，所以，当社会出现如此多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我国《刑法》的修改和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
　　
　　所以，我们积极呼吁，希望我国《刑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及时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罪名进行补充和完善，以达到更好的打击犯罪，和保护受害人的目的。
　　
　　构成“猥亵儿童罪”。
　　
　　对于13岁幼童鹏鹏“被强奸”事件，在《刑法》修改之前，还无法对侵害人按“强奸罪”定罪量刑。目前可以按“猥亵儿童罪”定罪量刑，“猥亵儿童罪”是指对不满十四周岁儿童实施猥亵的行为。该罪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不同，构成“猥亵儿童罪”，并不以暴力、胁迫或者欺骗方法为条件，但如果实施暴力、胁迫或者欺骗方法强制性猥亵的行为，仍可以构成本罪。
　　
　　对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的，按以下原则进行处罚，1、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侮辱妇女或者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2、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聚众，一般指3人或者3人以上。公共场所，是指人们可以自由进出的场所，如广场、车站、码头、公共汽车站、电影院等。根据法律精神，在对犯猥亵儿童罪处罚时，要从重处罚，以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以“猥亵儿童罪”对“幼男”的保护，远远比不上“强奸罪”对“幼女”的保护，两种同质的行为，在保护方面，差异如此巨大，让人不无质疑。这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问题，社会的新现象对《刑法》罪名提出了“史无前例”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