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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一部分乡民和望族受教民之欺后，选择“请来了义和拳” 虽然有小部分乡民受了教民的气后，选择了入教成为教民，但更多乡民的选择则是去“请”义和团。譬如前面提到的“耿家楼事件”，“谢家吃不了这个气，越想越噎得慌，就到平原、禹城请来了义和拳”（临邑县宿安公社张家林村，张维田，80岁；张文治，82岁，1965年12月24日） 再如：“原在光绪逃荒前好几年，张举人不在大刀会，张银会也不在天主教。有一年，张举人在村里一个公共的五亩多的大坑里种上了藕，长得很好。张银会觉得自己是乡混官，要收藕。张举人说：‘我栽的藕，你不能收。’从那时起，两家就有了仇。张银会就在了天主教，当上了会长。张举人就在了大刀会，成为大刀会的头子。”（姜庄公社薛屯村，张广聚，78岁，1965年12月28日） 再如：“吕洼奉教的李乐西管事，梁院于三猴管事。那年河西发水，临清以北决口子，梁院人要在吕洼庄头开口子把水放到河沙。吕洼李凤梧不同意，要在梁院后边开，于是两方打官事，打三年，梁院于三猴输了。于觉没脸见人，想以武欺文，想学义和拳。”（夏津县吕洼，王顺，78岁，1960年2月25日）“于三猴和吕洼姓李的(开药铺，教徒)有仇，姓李的家里有二三十亩地，有长工，管了几年公事，是吕洼领头。于三猴与他因管理河堤之事，结下仇，两家去武城县打官司几次，于三猴输。于三猴以后还让吕洼青年学义和拳。”（夏津县吕洼。安金才，79岁，1960年2月24日） 地方望族在与教民的利益冲突失败后，尤其容易选择引入义和拳。譬如：“庞家林为大刀会大头目庞三杰的家乡，当年庞三杰为该庄最大的地主，拥有三顷多土地。庞家林学金钟罩的人不多，除庞三杰外，还有几家，他们都是有顷把地的人家。学金钟罩目的是为了看家。庞三杰学金钟罩是较晚的，而目的又是为了争湍地。在庞家林西南方十多里，有一处叫刘堤头，在那里有湍地。所谓湍地，是清朝政府不要的官地，附近谁有势力，就可以霸占耕种，谁种这地就属谁，也不完粮纳税。湍地原属于庞家林附近一个庄的地主庞世均所占有（这人为庞三杰的本家，据说他也是抢来的），庞世均死后，势力渐衰，湍地落到庞三杰手里。刘堤头有一姓刘的地主就想来争夺这湍地，于是就组织人来抢割湍地的麦子。庞三杰想霸占湍地，当然不与罢休，因此出面干涉。庞三杰也曾率领过人几次前去与刘家地主打仗争地，但都没有结果。去的人少，给刘家地主打回来；去得人多势众，姓刘的地主便躲到教堂去。刘堤头设有天主教堂，姓刘的已经奉教了。由于教堂有势力，天主教的人见官高三级，所以庞三杰无法对付。在争地未成的情况下，庞三杰便决计学金钟罩。但本地又没有金钟罩，便在单县请来金钟罩的师父名叫智效忠，拜他为师。庞三杰本人也排刀排枪，但不拉架子打拳。庞三杰学好金钟罩之后，就在单县请来很多大刀会的徒众，到庞家林集合去打刘堤头。”（砀山县步朱寨公社庞家林，韩振环，76岁；贾昔令，74岁；刘广荣，69岁，1960年3月12日） 另一些老人的回忆可以对“庞三杰引入义和拳事件”做一些很有价值的补充，这些补充有助于后人更清晰地认知义和团运动。如：“当时庞三杰的势力较大，南边湍地都让他占去了。庞三杰占湍地有八十顷之多。湍地是清政府扔掉的鹅鸭地，在河南刘堤头，地很多，数不过来，有几百顷。当时谁有势力谁就占地占碍多，占后种地不完粮。大家抢不过庞三杰，都在了洋学，然后就讹他的地。在洋学的穷富都有，穷人较多。庞三杰因此仇视洋学，并开始打洋学。”（砀山县马良集马西队，苏贵房82岁，1960年3月12日）再如：“庞三杰打教堂，原因当时湍地（刘堤头庄附近）很多，而庞家很有势力，庞喜君（庞三杰的侄）做官，庞家在磁山说一不二，所以强占着湍地。刘堤头庄的刘广兄和刘广志兄弟俩（刘是刘堤头的地主，有几顷地）也想争地，因怕庞家的势力，所以就在了教堂，并对神甫说了这些事情。神甫劝刘说，现在庞家有势力，不要和他争等，但刘不听，就叫着本村和附近几村的人到庞家地里去割麦，并且他俩亲身在这块地里割几把一丢，又到另一块地里也是割上几把就丢了，并且说你们随便割吧，谁割了是谁的，出了事有我们。庞家知道后就气极了，一号召就是十八个村子的人就去刘堤头打仗。去的人很多，刘就联合了各村进行抵抗，并把庞三杰的哥的脸上打了一铅弹，后来受风死了。这样庞家更气，就联合了人要打教堂。”（丰县戴套楼，程立斗，88岁，教民，1960年3月15日） 教民欺负乡民的特权来自朝廷文件，教民中的坏人“不多，也不少” 通观百余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受访的老人绝大部分都对教民高于普通乡民的“特权”地位耿耿于怀，类似“这里教民很厉害”一类的描述非常之多。教民的这种“特权”地位从何而来？最具体的文件，可以追溯到1899年2月总理衙门受天主教驻京主教樊国梁等人的压力而制定的《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五条》。该文件规定：西方来华的传教人士中，总主教和主教相当于省部级，随时可见省长；大司铎相当于厅级，随时可见司道；其他司铎，相当于处级，可随时见区长、县长。教士有了级别，可以乘坐官员才能乘坐的绿呢大轿，遇到诉讼案件，可以很方便地利用这个身份和特权加以干预。朝廷愿意出台这样的文件，一方面固然是受来华天主教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考虑，即：此前德国曾以保教为名强占胶州湾，朝廷担心再次出现“以保教权为借口达政治目的”，故而让天主教士与地方官直接联络，试图将侵占中国利权的借口消弭于无形。 但朝廷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文件，会近乎彻底摧毁中国底层民间的权利结构。教士可以随时面见地方官干预司法诉讼，毫无疑问会让普通乡民在与教民的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地方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论理在何方，也只有支持教士、教民这一条路好走。朝廷的这个文件在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前夕的1899年颁布，毫无疑问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件是在来华天主教力量的高压下通过的，而《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里大多数受访老人提及民、教矛盾时，所指向的恰恰也正是天主教；而对其它教派如耶稣教，则观感甚好。 教民取得了这样的“特权”，但并没有任何制度化的东西能够约束这种特权——仅凭神甫谆谆告诫的道德约束显然是不够的——其失控是必然之事。正如许多亲历过义和团运动的老人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有相当大部分的民众选择入教，就是赤裸裸地奔着“教民”的这一特权而来的。譬如： “当时奉教的穷人，有两种人：一种是饥饿的穷人，为了吃教堂‘放赈’的粮食入教的。一种是犯点罪为了逃避官府的搜捕而入教的。”（南宫县梨园屯公社小里固村，刘万衍，53岁，1960年3月7日）“当时入教的没有多少是老实庄稼人，都是一些小偷、贼、土匪、有罪作案的，入教后就没事了。光绪二十四五年间，曾有过这样一回事：有一个老实生意人(卖洋油的)叫张先烈，在街上叫卖‘卖洋油！’教民无中生有说他是喊‘抗洋楼！’于是教民让他拉鞭炮，摆席赔礼。张先烈被迫摆了三四座席，让村内教民吃了，磕头赔礼才算完了事。”（南宫县梨园屯公社邵固村，张绍贞，84岁，1960年3月9日） 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属实的，天主教当年急于发展教民数量而忽视教民素质，本就是一个被其他教派不断诟病的问题。教民李昌杰在接受调查，谈及本村义和团运动时也说：“天主教神甫叫人们学好，真正在教的好教民是不会仗势欺人的。但谷有粃谷，人也有坏人。天主教后来发展大了，法国神甫来后，天主教势力更强，这难免有的教民做了些错事。这些人不多，也不少，但这不是天主教让他们做的。”（魏村，李昌杰，70岁，1988年5月5日、9日）所谓“这些人不多，也不少”，教民中的恶劣分子的比例可想而知；其对普通乡民造成的损害规模，也同样可想而知。 大部分选择成为“教民”的乡民，并非因为信仰，而只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 如何估量教民群体的基本素质？考察其入教的动机，是一个不错的角度。教民有打官司的特权优势，自然，为打赢官司而入教者在当日不乏少数，譬如：“听说闹神拳时我才14岁，俺庄上分两派，前边是天主教，后边是神拳。其实俺村高、赵是一家(兄弟二个，一个姓外祖母的姓，一个姓本姓)。前面是姓赵的，后边是姓高的。东头有个大庙，庙里有一顷二十亩地，赵家种着，后来高家人多了，腰板硬了(高家有当村长的)，两家就争庙里的120亩地。姓赵的不让，两家子打官司，打了七八年，赵家没有打赢，但120亩地高家也没争去。高家不服气，光打赵家，男女老少不论。这个时候了，赵家就在教了。在教后，官司也不打了，高家也不敢争地了。”（茌平县韩屯公社玉皇庙村，赵登顺，80岁，1965年12月14日） 再如：“大刘庄人多地多，是富庄，有很多地主恶霸，老欺负李庄，因李庄太穷了。李、刘庄中间有大水沟，李庄妇女在水边洗衣，刘庄青年人故意光旋子在水里洗澡，并且故意立起来，侮辱李庄妇女，李庄人打不过他们。有一年中间大水沟发水，水从李庄岸上开口，流进李庄，李庄人要堵口，刘庄人不许，打官司，李庄人穷，打不过。这样，李庄李道洛从西姚楼引来天主教。此后，官司打胜，刘庄也不敢欺负李庄了。到庚子年李庄只有四五家不奉教。”（巨野县李庄，李文奎，78岁；李星齐，58岁，1960年3月7日） 而如果外国神甫拒绝为教民提供诉讼特权的话，教民往往会选择脱教。譬如：“修教堂时，西边有个黄庄。一个姓黄的在教后不正经，霸占人家的闺女。人家明着不敢惹他，杏熟了的时候，姓黄的他爹在树底下看杏，闺女家一个人把姓黄的他爹砍了。第二天姓黄的拿着斧子到神甫那里告状，神甫不见他。姓黄的不见神甫不走，神甫见了他的面后，问他：‘你来干什么？’姓黄的说：‘人家把我爹砍了。’神甫说：‘你怎么不到城里去告状去？’神甫把姓黄的赶走了，以后姓黄的就反教了。后来别人问他：‘反教干什么？’他说：‘信教干么，连人砍了都不管。’”（茌平县韩屯公社玉皇庙村，赵登顺，80岁，1965年12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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