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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应该注意到：相当部分的乡民选择入教，与清帝国地方政府的暴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入教，其实是一条规避当局暴政的捷径，譬如：“张安业家有三四十亩地，后来县里出了监案，有人招出和他是同伙，差点出官司。他害怕吃官司坐狱，就奉了教啦，要不然，准关进去啦。……俺家奉教还是叫张泽逼的，他当里长，我和俺爹都有个不巴结富人的脾气，和张泽和不来，就派了俺家一匹官马，凭俺家底是出不起的，没办法，就奉教吧!奉教后，请人去衙门里疏通，弄了一年多才去了官马。”（郭庄公社北堤，张安道，80岁，1960年2月20日） 再譬如：“咱县英庄的穷人刮地碱烧盐土。当时官家禁止私自烤盐。县盐官发觉英庄人烧盐，便捉了几个关进县衙门里。后来神甫把他们救出来。不仅如此，而且从此以后英庄可以合法烧盐，只要奉教就准。所以英庄的人几乎都入了教。”（茌平县胡屯公社刘庄，董子乾，78岁，1965年12月9日） 在政府力量未介入前，义和拳局限于在本乡本土活跃，其纪律相当之好 作为一种民间结社组织，义和拳（团）的前身如梅花拳、大刀会等，在华北平原上早已存在了许多个世纪。在这许多个世纪里，这些组织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护卫乡土的作用，所以直到1989年，地方政府和这些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相当友好；乡民们对其接受程度也相当高，这也是很多乡民、望族在受了教民的气后，第一选择就是引入义和拳的缘故。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北京紫禁城介入运动之前，义和拳自发活跃于本乡本土时，其纪律性得到了民众的高度认可，譬如：“年轻的在拳的多，义和拳不要地主的粮，地主也不给钱粮，义和拳不抢不掠。以前各村的义和拳组织是连着的。”（常屯乡北常屯，孟繁明，76岁，1988年4月24日、27日）“碧霞宫一带只有两人没有参加义和团（王九信、路均满）,其他都参加了。……义和团员都是本地人，里边也有提篮子的小商贩，穿便衣，包红头，丝毫不扰百姓，吃的东西向商会、洋行、县官要。”（临清城关碧霞宫，王九信，75岁，1960年2月15日）“义和团不抢别人的东西，是老百姓抢的。义和团打吕洼的时候（庚子年五月），打下了，跟着去看的妇女、小孩没有吃的，义和团就把天主教的一些东西分给他们。”（夏津县梁院于恩庆。64岁，l960年2月27日）“义和拳的纪律：不打人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就是和在教的闹。”（武城县小杨庄，杨顺堂，80岁；杨高堂，76岁，1960年3月1日）“打十二里庄时，听说义和拳拿着口袋、家伙，准备收红薯，拾掇东西。他不跟不奉教的闹。义和拳在胡官屯村，对老百姓说：‘你给我烧水吧？我们不跟你们不奉教的闹，别害怕！’烧水后，还给黄瓜吃呢！”（武城县十二里庄，周金和75岁1960年3月3日）…… 而当义和拳受到朝廷的号召，开始脱离本土四出串联时，其成员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朝廷的号召（扶清灭洋）与乡民参加义和拳的现实逻辑其实并不合拍。当乡民退出，游民成为运动的主体时，其抢掠性也自然随之增强，譬如：“义和拳从北边来了两三个人，与本地金钟罩结合在一起人更多了，这些人都是无知的人，土匪，企图烧洋房发财，但没发着。”（临清城关，查古堂，92岁，1960年2月20日）——所谓“从北边来了两三个人”，显然都是些游民而非乡民。 运动晚期，大饥荒造就大批流民游民，为活命加入义和团，制造了许多打砸抢烧事件 “义和团运动”晚期，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介入之后，确实发生了许多打砸抢烧的事情（此前也有类似事件，但总体比例不高）。此一时期，“义和团运动”的主体已不再是普通乡民，而是小部分社会游民和大饥荒造就的大批流民。当日的灾荒状况，许多老人都有回忆，譬如： “光绪廿六年（1900年）是贱年，庄稼收成不好，七月初十下雨，后八月下霜，棒子长得真好，可是霜下早了，都打坏了，刮大风把穗粒刮没了。当年，一斤河南高粱400个制钱。穷人拿衣裳与小商贩换粮食吃，吃糠吃草的很多，饿死不少人。要饭的人也很多，要饭还没处要，只得吃棒子芯、柳树叶。当时全村有二百来户，要过饭的就百十家，村内要不到，就扶老携幼到外村四处要饭。”（南宫县梨园屯公社赵村，马玉明，76岁；马灯迎，74岁，1960年3月7日）” “光绪廿六年是歉年，那年是旱。‘六月初四日下雨，八月廿三日下霜，头春没下雨。挨饿的人多，生活不好过，净吃红高梁。’‘吃树皮、卖孩子的很多，西边的多，东边的逃出的多，饿死了不少。’又说：‘挨饿的抢推粮食的，见推的人就抢，人多就不敢抢’；‘有钱的也买到外来的白面，没钱的吃树叶树皮和糠，城市的生活还好一点。’”（临清城关古楼周围，刘凤山，84岁；张宗尧，73岁；何明山，77岁，1960年3月3日） 即便没有义和拳（团），面对饥荒，流民四出求食，打砸抢烧事件也肯定少不了。只不过1900年的这些打砸抢烧身上，蒙上了一层“义和拳”的面纱罢了。有了这层面纱，加之以朝廷的鼓励，打砸抢烧的对象更多地向教民倾斜，也不奇怪。但说到底，这些饥民并不是什么“非理性暴民”，面对饥荒，求生是最大理性。 义和拳的本质，是乡民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不得已之举 一些学者、媒体非常喜欢渲染义和拳（团）“杀得最多的是本国同胞”、“面对八国联军贪生怕死”以及“盲目排外”等“缺点”。但却似乎从来都没有兴趣去关注这些“缺点”背后真实的历史逻辑——真正与乡民存在利害冲突的是教民而不是神甫；后期响应朝廷号召加入义和团的大部分是求生的饥民，并无满腔的“忠君爱国”热情；攻打教堂、进攻教民等行为都源自极现实的利益考量，既非“盲目”，更非“排外”；这些都是极简单的事实，但许多学者和媒体习惯性视而不见。 事实上，当日山东地区的地方官员，对义和拳的本质，已有非常清晰的洞察。1899年12月21日，署济宁知府汪望庚在一份给上级的禀报中如此写道：“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厌不休。其款数之多寡，视力量之丰啬，虽父兄子侄不顾也。今略一询问，卑职耳闻目睹所及者，仅卑州西北一隅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而此外所未及知者不知凡几、良懦饮恨，求泄无从，求避无门，年复一年，日不聊生，稍有身家者，咸凛凛焉惧无以自保。……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并非利人财物，其所以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求一平衡天之冤气而已。……” 而即便是当年对义和拳态度并不友好的袁世凯，面对山东境内层出不穷的“扰害教民案件”，其定性也相当清晰：“实由民、教积怨构成，而巨盗奸民，因而从中煽惑”——前半句是实话，道出了义和拳运动的本质；后半句是处理方式，抓几个头目就算了结。换言之，乡民们之所以在1899年选择义和拳，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政府又软弱无能不能有所作为。 结语 没有“洋教”依靠列强的炮舰取得在华传播的特殊地位，就不会有教民相对于乡民的特权；没有教民的特权，就不会有地方政府的不敢作为；没有地方政府的不敢作为，乡民就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受教民的气而无处申诉；若不是受了气而无处申诉，乡民们也不会求助于民间组织义和拳。这就是当年千万乡民选择加入义和拳（团）的真实逻辑。 拳民们不是什么“非理性暴民”，义和拳（团）也不是什么“非理性暴民”的代名词，更不是网络上某些人所谓的“邪教组织”。一些人，一些媒体，热衷于如此解读历史，不过是因为这样的“历史真相”，适合他们拿去浇现实之块垒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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