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天，为了报考心仪的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高校，陕西省城固县高中生王智量与同学文廷瑞、陈乾元结伴，搭烧木炭的长途汽车辗转去陕西宝鸡火车站，等了几天几夜之后搭火车到西安火车站，又等了几天几夜等到有票搭车到徐州火车站，在徐州转乘火车到南京，辛辛苦苦十几天长途奔波，参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南京设立的联考。

　　那时各高校自主招生，单独或联合在各地设立分考场，边远地区考生如要报考某校，需千里迢迢赶赴考设立在各地的考试点。好在南北各校相互沟通充分，不同学校不同考试地点的考试时间先行错开，以方便考生有时间转场。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又加上内战转急而人心慌乱，时局日差一日，刚刚成年的青年学生千里赴考，路上之艰辛可想而知。三名青年学生到了南京，在南京中央大学分院的一个大仓库落脚，发现那里早已经挤满了几百个学生。他们铺盖一放下，就拿出书本来复习。窗口外面，有机灵的中央大学学生摆摊卖写日常生活及学杂用品，竟然也还有参考书复习资料及《升学指南》之类的书籍在售卖。

　　王智量参加了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两所大学的考试。每个学校考三到四天，文科要考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理科用物理化学代替历史地理。

　　王智量第一场先参加南京中央大学考试，由于没有经验，临场慌乱，加上旅途疲劳，吃不好睡不香的，数学卷子一道题都不会做，当时的规定是，一门功课零分就取消录取资格，所以中央大学的希望就破灭了。几天后参加北京大学的考试，幸赖老天相助，五道数学题中，他竟然幸运地有一道是大代数联立方程式题跟他反复读过的《升学指导》里面的例题几乎一样，做对这道数学题，他松了一口气，起码不会被取消录取资格了。国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我的中学生活》，他因为自小喜欢写作文，自己觉得很有把握。英文方面，王智量从四岁开始跟随母亲学英文，还得到过传教士的辅导，基础不错，写英文作文时，他很机灵地尽量写中学里学过的单词和句型，保证不出差错。后来聊天时他跟我女儿回忆说，当时也多亏熟读了开明书店出版的一本英文读物。后来上了北大之后，王智量才知道，当时批改英文卷子的朱光潜教授对王智量的作文赞赏有加，给出了高分。但王智量仍然摆了个乌龙，在英文考试中把Tibet（西藏）翻译成了“太白”。他说那时国内英文读物少，在陕西汉中僻远地区，英文报刊更是难得一见，从来就没有见到过“西藏”的英文单词。我们聊天时讲起，他仍然觉得好玩。

　　在南京考试期间，同行的伙伴文廷瑞病重吐血，先期返回陕西，很不幸刚回到老家就病故了。在南京火车站泪别重病的好友之后，王智量和陈乾元转场去上海参考复旦、同济、交大等校，不停地参加考试，足足考了一个月，三个学校的数学都是零分。他的大哥王智理在上海帮他找到复旦一间叫做“淞庄”的宿舍，借住在那里，边复习边参加各校的考试。一轮考完后，因数学发挥太差，他心情沮丧，在考完复旦大学的最后一场考试的那天，走出考场，正好碰到一个同场考试的女生，两人相视一笑。

　　考完试后，在上海等发榜，等了一个多月，王智量在自己兄长处看到一份《大公报》上刊登北大录取学生的名字，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其间。在上海北大同学会的资助下，王智量和同榜录取的新生一起搭乘一艘货轮，在露天舱里三天三夜熬到天津，又在天津北大同学会的帮助下，几十人顺利地到达了当时校址在沙滩的北京大学，那时的校长是他记忆中宽厚、和蔼、睿智的胡适之先生。

　　大学实行自主招生，有人担心会导致腐败和不公，但即使在那样兵荒马乱的非常时期，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高校仍然可以实行彻底的自主招生，并做到令人信服的公开公平公正，面向全国范围无地区差别地量才录用合格考生，而使得偏远地区青年学生亦可以自己的努力学习，千里赴考，获得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这其中的管理和运作，或许值得相关专业学者的深入研究。

　　当时的高等教育理念是为全国选拔、培养、储备高级人才，而不是为某地区、某省市特别委培的。因此有全国的视野，无差别地提供各地考生同等的考试和录取机会，实现了真正的高考公平。

　　85岁髙龄的王智量教授当时读北大法律系，四九年后转到了外文系俄语专业，在俄国专家的辅导下研究普希金的作品。他后来身世坎坷，下放、劳改，从死亡边缘活下来，但一直顽强地坚持着。王智量教授如今是国内公认的翻译大家，他精通俄语、英文，傍及德、法、日文，是普希金名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权威译者，年轻时期能完整背诵普希金这首长诗。回忆起六十年前参加高考的事情，他仍记忆犹新。

　　高考，改变了人生，但改变不了一个人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