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淡江大学找我去用日语讲讲村上。我说讲村上可以，但要用汉语或“国语”讲。这倒不是我刻意凸显主体性，主要是因为台湾毕竟是讲中国话的地方。再说我的日语终究不如汉语出口成章，何必扬短避长呢！同胞到底容易沟通，当即表示OK。我又提出不光讲村上，要莫言村上一起讲，比较二者的同与不同。对方连声叫好，鼓励说大家肯定感兴趣。

　　是啊，哪能不感兴趣呢！一个实际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连续几年是诺奖有力竞争者。我猜想，时下能从学术角度比较这两位世界级当代东亚作家的人，除了我恐怕不大好找。在一般人眼里，这两人差别太大了。一个是满脑袋玉米花粉的“土老冒”，一个是满身名牌休闲装的都市“小资”。换个比喻，一个是挥舞光闪闪的镰刀光膀子割红高梁的壮汉，一个是斜举着鸡尾酒杯的眼望窗外细雨的绅士。一句话，简直是“城乡差别”的标本。这固然不错，我也完全承认，但这终究是表层，而若深挖下去，就不难发现两人的根子有不少是连在一起的。就作品而言，例如善恶中间地带说、民间视角与边缘人立场、富有东方神秘色彩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及作为共同文学创作“偶像”的妥思陀耶夫斯基等等。就性格而言，两人都比较内向，不事张扬。即使成名之后，一个情愿歪在家中檐廊逗猫儿玩也不外出忽悠，一个宁可回家包饺子也不愿意出镜亮相等等。

　　这么着，我就两人的同与不同、似与不似一口气说了许多。兴之所至，最后竟偏离主题，祝愿莫言写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伟大的长篇小说——借用莫言自己的话，“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也没有必要像鬣狗一样结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同时祝愿村上春树早日写出不亚于他所倾心的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复调小说——以村上的话说，“里面有某种猥琐、某种滑稽、某种深刻，有无法一语定论的混沌状况，同时有构成背景的世界观，如此纷纭杂陈的相同要素统统挤在一起。”

　　今生今世，作为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那样的小说了。惟其如此，我才祝愿别人、祝福别人，祝福伟大的小说，祝福诺贝尔文学奖。

　　如此演讲完毕，主持人东吴大学L教授夸奖说“极其精湛”。休息时两位女学者特意告诉我，刚才的演讲让她们加深了对莫言文学的理解。还劝我在台湾多待一段时间，多讲讲莫言和村上，讲讲村上和莫言。态度之真诚，言语之热切，险些让我以为自己就是村上和莫言。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繁体字版村上作品译者、台湾翻译家赖明珠女士主动领我逛台北。看样子，她早已把昨天圆桌会议上两人就村上文体和翻译风格“打嘴仗”的场景忘得一干二净，热情带我看了台湾大学、中正纪念堂、中山纪念堂、“总统府”，看了台北仅有两株的“加罗林鱼木”树中的花期正盛的一株，看了“109”，最后一站是颇有名气的“诚品书店”。店门口有个一人多高的红色繁体“閱”的立体雕塑。书店，书，阅。表里如一，名符其实，好！于是我站在“閱”的后面，把脑门夹在顶端两扇门之间，嬉皮笑脸，由赖明珠女士“咔嚓”两声按下快门（广告业出身的她是相当够水准的摄影爱好者）。

　　也是因为昨天满脑袋莫言村上，转身进门我就留意找莫言，以为莫言的书像在大陆那样迎门码堆或摆在书架抢眼位置。岂料左顾右盼了好一阵子也没找见莫言。也许我没找对地方，反正莫言的书一本也没有，就好像这里发生了“文革”似的被扫荡一空——我想决不会是被读者扫荡一空，而一定是书店压根儿没上架。至于莫言逆风飞扬的简约发式下的憨厚笑容，更是了无踪影。相反，村上君手托下巴的“思索者”形象赫然入目，漫说中文译本，就连日文原著都比比皆是，甚至哈佛大学杰·鲁宾教授翻译的英文版《挪威的森林》，也以电影版渡边和直子（尽管直子怎么看都不如她头发上的雪花漂亮）头碰头形象作封面在那里码成一摞：《NorwegianWood》。不仅如此，新出的专门介绍村上的日文原版杂志书也立在那里：“春树大学开学了！”翻开一看，标语牌似的方格里写道：“村上春树正该得诺贝尔奖！快得，快快！”得得！我略一沉吟，决定买一本《挪》的英译本，比较研究一下哈佛教授是不是比我这个非哈佛教授翻译得契合原文风格也好嘛！又顺手拿了一本封面色彩极多村上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交款时赖明珠女士不失时机地拈出她的会员卡，于是我以九折买了《挪》的英文版：250元。新作“恕不折扣”，799元，合计1049元台币，折合人民币约210元。顺便说一句，台湾教授月工资为台币10万挂零。

　　假如莫言的书摆在这里，那么定价会是多少呢？想到这里，我对赖明珠女士抱怨道：这不公平，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的书而只有诺奖候补者村上的书？岂非薄内厚外？她笑笑，笑得极其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