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记者从省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以来，江苏检察机关对所有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场所的服刑罪犯进行清理摸底，审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情况，对保外就医的237名涉及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的“三类罪犯”重新组织体检，对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或保外就医情形消失的人员逐人监督纠正，目前已重新收监数十人，其中包括至少2名原来的厅级干部。( 凤凰网 )

“保外就医”屡成罪犯逃离牢狱的“救命稻草”这已成为不争的实事。梳理一下，从早些年以保外就医为由酿出血案的大连黑老大邹显卫，到2009年以保外就医为由“逍遥狱外”1年多的广东江门原常务副市长林崇中，再到2011年，因“保外就医”获准长达8年人身自由的广东电白高考舞弊案件主犯陈某等等，所有这些本该沦为阶下囚的人，为何在遵照国家法规具体执行时却严重走样了？究竟是保外就医制度本身存有弊端？还是个人操作上的不合法？

保外就医它属监外执行的一种，表现为被判处无（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因患有严重疾病，经有关机关批准取保在监外医治。那么既然这是一种彰显司法文明和人道主义的制度体现，又缘何屡屡有人将其当作自身的“权力附属品”和“免死金牌”？究竟哪个环节使保外就医反复被异化为一些罪犯“逍遥狱外”的渠道呢？

仔细研究一下相关制度，《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应该说漏洞颇多。此项制度列举了30类可准予保外就医的病残情况，但对于严重程度的指标，许多疾病伤残未列出。而其中第三十种情况‘其他需要保外就医的疾病’规定，使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更是为违法操作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此外，违法保外就医乱象频生，也因事后监督的乏力。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根据《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十条规定，“由取保人领回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然而，保外就医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在监管的真空状态下，将管理权完全交给取保人，无异于“放虎归山”，给管理上的脱节造成了可能，使罪犯处于游离于法律之外。

英国作家普·绪儒斯说过：“罪人获释，法官就成了罪人”。所以说，对贪官“监外执行”还需严格审慎。一方面要明确保外就医相关制度，避免“含混不清”的说词，给贪腐分子留有法律空子可钻。另一方面要加强司法监督，对贪腐官员不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要严查贪官的“监外执行”是否符合程序规范，对于沆瀣一气的司法人员要严惩不贷，谨防他们里应外合架空法律。只有让那些触犯党纪国法的贪腐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才能形成法律的震慑力。让官员“禁住贪婪的欲，收回贪腐的手”，真正实现法治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