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笔账：多交与少交

燃油消费税，那么多人骂，说是与民争利。我说是累进税，越是开好车的人交的越多，又有人说增加的是全社会的物流成本。我们可以来算一笔账，这次燃油税1升增加了1毛4分钱，一辆家用轿车每个月跑2000公里计算，用普通1.6排量的家庭轿车百公里8升油，每个月就要多花160*0.14=22.4元；如果是豪华车，2.4或者3.0排量的，百公里16升，那么每个月就要多花45块钱。开车开得越好，开得越多，税交的越多。

至于人民生活物资的运输成本，从山东寿光运输白菜到北京。距离550公里，一般正常的蔬菜运输大车一车可以装7万斤，35吨，百公里油耗大约45升。如果空车开回寿光，油耗减半，这样往返就耗油45*5.5*1.5=371升油。需多交燃油税52元。折合到每斤白菜0.07分钱。实际上如果按照大车每公里油耗45升算，粮食蔬菜肉类差不了太多。中国人一个人的正常饮食，每天吃半斤粮食、半斤肉、一斤蔬菜和水果。则因为燃油税上涨，每天要多花0.14分钱，每个月多开支4毛2分钱。至于公共交通的价格，基本不会因为燃油税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说，燃油税是富人税，是累进税，收入越高买车越好的人增加的开支将远远大于穷人的开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网上骂燃油税呢？难道这年头大家都开豪车了吗？

上面这个帐算的很清楚，它说明：虽然大货车大客车什么的每公里油耗远远高于普通家用轿车，但是它里面能装的人、装的货物量远远高于私家车，所以算下来平摊但每个人头上的成本增加不足私家车的百分之一。只考虑“增加”而不考虑“增加量”是想法是错误的。

二、第二笔帐：开支与效益

熟悉中国税费改革的人都应该知道，燃油税原本是用来代替养路费的。而养路费原来是按照每辆车每年定额收取大约120元钱，用来维护道路的。好车坏车一个价，开得多开得少一个价。所以现在改成了燃油税，开得多烧的油也就多，对路面破损也就越大，就应该交更多的税，合情合理。

我们继续举那个运送7万斤大白菜的大货车的例子：如果走高速路，它的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到百公里40升，如果走国道省道就会提高到45升，如果路面破损严重坑坑洼洼的，就会提高了百公里50升。

燃油税征上去不是就这样把大家的钱变没了，而是要用来维护道路。如果国家税收不足以进行道路维护保养，那么我们假设这辆运输白菜的大货车因此会多走100公里的破损道路，就要多消耗10升燃油，价值约65元。实际上就会比多交的燃油税52元耗费更大的成本。

所以，只要增收的燃油税被良好的管理使用，用来改善道路设施了，它会降低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成本，而不是提高。我们看税收的帐，不能只看多交了税，还要看它又没有被用来改善经济运行效率。

我一再强调说高速公路收费、燃油税增税都是好的，反对某些媒体大肆煽动民意来要求取消或大幅度降低这些收费。因为这些收费大部分都是有钱人有好车、爱开车的人交的，落到穷人头上的很少很少。但是有了这些税费，国家才有了财力大规模的修建高速公路网络，并且对国道省道进行日常维护。所以这几年我们能够享受全国包邮，双十一疯狂抢购淘宝低价货，不要以为这些都是马云、刘强东的功劳，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国家投入巨资修建了世界上里程最长最完善的高速公路网络。没有马云，中国会有刘强东，没有刘强东，还有马化腾，总之中国人只要有了这么高效的基础运输体系，电商物流就一定能发展出来。相反，你让马云刘强东去印度试试？他们的商业模式能在印度搞出这么大动静来吗？所以，收开豪车的富人的钱来为穷人全国包邮服务，我们普通百姓为什么要反对？

高速公路收费应该怎么改进？应该是朝着电子化收费改进，所有车辆都不要排队，直接开过去就能自动扣费了，这样可以改进交通效率；应该是朝着开支透明化改进，让大家看到收上去的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减少贪污腐败降低人员开支。如果能做到这两条，再多收一点我觉得更好。

为什么法律要规定公路贷款还完了就不能继续收费了？还要规定收费年限？这样的法律是恶法，是错误的。道路是国家的资产。如果我贷款买了一套房子，租出去用租金还按揭贷款，是不是我贷款还完了以后租客就可以永远免费住我的房子了？我不能再向租客收费了？既然租房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使用国家土地和道路通行的车辆应该免费？

如果技术手段允许，在不影响通行效率的情况下，不仅高速应该收费，国道省道也应该收费。使用者付费，这样那些不怎么使用公路道路的人就可以不分摊或者少分摊建设维护公路的成本，这样不是更公平吗？如果我是一个不怎么爱外出旅游的人，凭什么要用我交的税去给那些爱开着汽车满世界跑的人修公路？

第三笔帐：经济结构的变迁

具体到这一次燃油消费税的增加。为什么要增收燃油税。

以前我们国家是没有燃油消费税的。特别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燃油都是用于公共开支，公共交通，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公用事业、国家补贴，所以就直接免征了，因为征收上来也要补贴下去。不仅是燃油，像水、电、天然气这些基本生活物资，都是由国家补贴的。这种间接的补贴就保证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成本比较低，算是一个普遍性的国家福利。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多人拥有自己的私家车了，燃油这个东西就慢慢的不再全是用于公共开支了。私家车的燃油增长量占每年燃油增长量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了。这个时候我们还用以前那种“暗补”的方式去补贴燃油，就会出现严重的浪费，这种补贴会大量补贴到购买私家车特别是好车的富人头上去。比如国家以前每年因为燃油造成的污染治理需要花10亿，如果所有燃油都是用于公共事业开支，那么这10亿的国家税收就比较公平的补贴到了公众头上。但是现在燃油消费增加，每年要花20亿来治理污染了，但是新增的10亿元的污染，有5亿元是买了私家车的人烧油造成的。如果还是补贴，就会有5亿元补贴到车主头上去了，这对大众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增加燃油消费税了，开私家车消耗燃油的人必须自己掏钱来弥补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至于公共开支的燃油税，再由国家以其它补贴形式发放。比如用弥补公交公司的亏损等等。这样才是公平的、有效率的。

所以，中国的燃油消费税，应该增加。增加的多一些，对普通人民群众，就越好，越是能减轻他们的税负，降低基本生活物资的价格。以前我们国家要收农业税，现在不收了，还要给农民种田补贴。这些钱从哪里来？必须新开税源。如果新开的税源主要是累进的，也就是越有钱的人交的越多，那么对穷人来说就越划算。比如前面说的燃油税导致每公斤粮食运输成本增加0.07分钱，但现在国家免收农业税加直接补贴给农民的钱有的地方可以达到每亩地400元。假设亩产1000斤，那么就是每公斤可降低成本8毛钱，是这0.07分钱新增运输成本的100多倍。最后算下来，国家多收税多补贴的结果，就是燃油多的人多交税，吃饭人少花钱。这个结果很有利于社会公平。

第四笔帐：税收结构与国家兴衰

所以说，燃油税的增加，国家决策者做的非常好。一方面它的增加反映了中国燃油消费结构的变化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我们选择了油价下跌的时机来增税，让大家在总体开支减少的情况下多交税，有利于减少税收增加对消费行为的冲击。这个时机选择的非常好，不仅不应该骂，还应该表扬一下，说明我们的政府的税收决策既科学，又富有弹性，在大趋势和小趋势的协同上把握的很好。

至于有很多人说，国家部委随便发个通知就能提高税收，是不是有问题？在我看来，不是有问题，而正好是我们国家税收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非常的僵化，变化速度很慢，跟不上经济社会结构和形式的变化，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冗长的法律程序，那么就会让税收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脱节，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甚至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因为国际油价每天都在变化，中国的私家车数量增加速度极快，如果调整一两毛钱的税收都要“科学决策”个一年半载，那么就不可避免的让有钱人少交税，穷人少得到更多的补贴。

我这里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说明税收体制僵化可能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就是明朝的灭亡与税收制度僵化的因果关系。

明朝在建国的时候，是以农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它的税收制度就是完全围绕农业来制定的，国家的各项开支几乎都有农民来负担。那个时候土地的分配比较公平，经过战争以后，人口也比较稀少，愿意种地的人基本都能找到块土地耕种。所以国家的税后就以人头税为主，有多少人交多少税，征收成本低。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两个趋势，一个是土地兼并，皇室贵族和大地主手里的土地越来越多，失去土地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再按照人头收税，就严重不公平了，很多失地农民就变成流民，不在户口登记本上，也就不交税了，同时大地主还是按照人头交税，这样国家的税收就严重减少了；第二是欧洲开始了大航海，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商业变得非常繁荣，商人手里非常有钱，但是明朝的财政体制里面是没有商税的，或者说很少很少基本不怎么征收。结果就是大量富可敌国的商人基本不交税，而贫穷的农民必须承担国家的主要税负。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两个改革者：

一个是张居正，他要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按照占有的土地数量来收税，把各项农业税都落到土地上，搞“一条鞭法”，于是国库就变得很有钱了。但是张居正一死，大地主们就联合官僚集团把这些个改革措施给取消了，国家的税收又收不上来了；

第二个是万历皇帝，它就向全国各地派太监去对各种商业活动征税，算是在古老的国家税收体制之外新开一个商业税的税源。

但是这两个事情，最后都失败了。大地主、大富商联合起来，在朝廷里面扶植利益代言人，用两个理由来反对税制改革：第一个是要“藏富于民”（这个提法跟今天一样），国家不应该与民争利，因为国家所有的财富理论上都是皇帝的，你皇帝征收起来跟放在民间有什么区别？征收起来就是皇帝生活腐化，而放在民间就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第二个就是要遵守“祖制”（这个在今天叫做宪政），不能违背开国的时候明太祖、明成祖这些祖宗们制定的只向农民征税的制度。

他们用这两条为理论基础，组织了东林党来对抗中央政府征税，其具体的方法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大力宣传征税的太监贪污腐败，不如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那么清正廉洁奉公守法（其实他们贪得比太监更多）；第二是大力宣传开征商税搞得民不聊生，增加了人民负担。

这样的手段取得了成功，国家的商税一直收不上来。所以当清兵打到山海关的时候，国家只能不停的向农民征税来弥补军事开支，结果农民终于活不下去了，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

然后，清军入关了，这个时候那些富商和接受了富豪们巨额贿赂的官员才发现问题严重。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交税，愿意坚决拥护新皇帝的领导，什么藏富于民的话都是开玩笑啦。

但是，清兵发现与其收税，不如直接把这些人杀掉把他们的土地和财富抢过来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