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而进行的特赦，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实施，是依法治国时代背景下的一次法治范例。”

在国家的庆典、重要纪念日宣布特赦，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时隔40年的特赦令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之际的实行，不仅表现当代社会有容乃大的气质，还向全中国甚至世界展示中国国之大者的形象。

特赦制度在中国宪法中早已明文规定，曾经还得到过国际社会的赞扬。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于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共实施了七次特赦。在释放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时，国际社会表示根本不能想象中国的忍耐力。而中国要想海乃百川，必须有容乃大。宽容不仅是个人的美德，更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社会能够容忍犯错之人，能够原谅改过自新之人，证明社会已有健全的法治作为保障。能够依法治国，也反映了中国的法治精神。特赦令的施行，是中国仁爱精神、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强大，人民和谐的体现。

国之大者，在于民。强大的国家，要的不是人民的数量，而是人民的质量。国际社会中的强大，不是人多势众就可以站稳脚跟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不只依靠经济表现和武装设备，更依靠国内社会公民的发达。社会和公民是分不开的共同体，一个好的社会，必定拥有绝大多数的好公民。现在的中国社会离完全平等还有一段距离，但并不是像马云、潘石屹这样为国家贡献了高于常人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的税款才算好公民。警察维护好社会治安、医生治好病痛、老师教育好学生、服务员提供优质的服务、司机小心驾驶……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的工作，都是一名好公民。有了好公民才能出现一个好社会。好的公民社会需要公民强烈的自发性。在天灾面前，公民自发捐款捐物，而不需人来督促策划；在环保方面，公民自发减少自驾车出行，而不需要单双号限行；在公共设施领域，公民自觉爱护公共财产，不需政策三令五声……只要人人都自觉营造好的社会风气，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社会里当然也有背离者，但坏社会必定不会有拥护者。

真正成为国之大者，必须依靠好公民，做好公民，必须依靠高素质，而高素质的产生，往往从宽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