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动地，应试教育搞得扎扎实实”；有人说“学生沦为做题的机器，天性被扼杀，兴趣被湮灭，创造被禁锢”……这些针砭教育时弊的话语，折射出一些有信仰有责任的教育人对当前某些不良教育现状的焦虑与无奈，也提出了一个时代的命题——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谁是人生的绿卡？

　　考试与素质，琴瑟相调。

　　考试，它不是应试教育的代名词，更不是素质教育的毒瘤。素质教育不是拒绝考试，而是让考试更有利于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考试，仅仅就是检验教学效果的一个权重。它的前面连接着学习与复习，后面紧跟着反馈与矫正。

　　教学刘禹锡的《陋室铭》，当问到文中的“丝竹”运用了何种修辞的时候，学生哑口无言。教师提示说：“圆规愤愤不平地回转身……‘圆规’一词的修辞手法，老师不是补充过吗？”学生依旧一头雾水。“老师还让大家模拟表演过‘圆规’的姿势呢！”……这就是一次微考，它检测出了学生的遗忘，促进了复习，也促进了矫正。不要轻易否认考的价值，以貌似清醒和改革的姿态疾呼取消考试的做法是不够理性的。毕竟，考试本身没有罪。过去考，现在考，将来也考。中国人考，美国人也考。更何况，在“逢进必考”的当下，不管是笔试、面试还是名牌大学的自主招生都越来越重视对一个考生的综合素质的考查。

　　但，如果“为何考”一旦异化为名利交换的筹码，势必连同教什么怎么教以及学什么怎么学一起坠入应试教育痛苦的深渊，这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应试与素质，水火不容。

　　小学语文有一篇课文，题目叫《我要的是葫芦》。主人公不顾生了蚜虫的秧苗，一心只想收获硕大的葫芦。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这种荒谬的做法与教育上一味地片面地追求升学率的做法，无疑都是饮鸩止渴。

　　“我要的是葫芦！”秧苗生虫，不对症下药，葫芦何在？“我要的是高分！”学生患病，无“人”的教育，高分何用？这其实就是戕害性灵的应试教育了。这样的教育是一种信仰缺失、情感剥离、道德沦丧的教育，很容易使受教育者成为精神的侏儒。

　　在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当下，大众本应淡化了应试，不再热衷挤“独木桥”，谁知，大众对名牌大学的追逐却愈加狂热。因为名牌大学为他们提供了做“人上人”的机会。大众的这种追求荣华富贵的价值需求绑架了教育。教育只得无奈的迎合大众需要，致使应试教育如火如荼。

　　然而，教育绝不培养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化不文明的人，尽管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当知识没有与文明融合在一起的时候，知识越多越反动。人若不立，文明就会掉在地上，灾难就会落到头上。

　　所以，素质教育的核心是立人。但素质教育到底立怎样的人呢？是立好人还是立伟人？抑或是立圣人？不必讳言，伟人和圣人不是单凭教育就能立起来的。也就是说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立好人——立胸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人……但遗憾的是，大众对于做个好人即“人中人”并不青睐，一心想做说了算的“人上人”。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素质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教师的责任与素养。教师要立人须先立己。一个优秀的教师要儒雅、会思辨、有思想、能担当……这样，就不会因语法不考而不教；就不会因日常应用文不考而不学；就不会面对《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提出的“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的建议于不顾，而依旧大肆机械训练；也不会因音体美是小学科而扭曲了其学科本身的价值功用；更不会置理化生实验操作于不顾而袖手旁观……显然，这些贴有应试教育标签的教育行为严重制约着学生学科素养的提升。学生学科素养一旦提升到一定的境界，考试又岂在话下？

　　列？托尔斯泰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某些教师因学养不深厚而致使自身“总是不自觉地竭力要选择于自己最方便的教学法。”他还告诫教师，如果“教学方法愈方便于教师，它就愈不方便于学生”。他殷切希望教师选择“只有学生们满意的那种教学方法”。因为那“才是正确的”。显然，那种最方便教师不方便学生的教学法就是典型的应试教育的“满堂灌”的做法；那种正确的最能令学生满意的教学法无疑是最富有素质教育价值的，这种做法说得通俗些，就是让学生思考多一点、体验多一点、合作多一点、对话多一点、质疑多一点、展示多一点、创新多一点。

　　这样，教育就多了一份素质、学生就多了一份素养、民族就多了一份文明、国家就多了一份潜力。于是，鲁迅先生所呼吁的“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宏愿也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