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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青年学者在1984年开始的“文化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甘阳。这主要是因为他翻译了一本书，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 《人论》是一部“新康德主义”的著作。它最突出的地方，是给了“文化”一个新颖的定义：只有人的“文化活动”才能赋予世界以“意义”。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吧，一块石头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但它被赋予了历史和考古的知识就有了意义和价值。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意义的生产和交换”，是在一个共同体中“意义的给予和交换”活动，所谓文化，就是生产和交换“意义”的那种实践。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语言活动最直接地体现了文化实践的本质。这句话最费解。首先，这不是说所有的文化活动都是听说读写，而是说语言活动最简明地体现了文化活动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赋予物质以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我们把声音、文字符号看作物质性的话，那么语言活动就是通过对声音、符号的规整，使得它们传达出意义。物质本身不会说话，是人的规整、编排使得物质产生秩序，使得物质开口说话，使得物质向人传达意义——这种使得“沉默的物开口”的神奇活动，就是文化实践，而语言活动显然最清楚、简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第三点，所谓新康德主义之“新”，它究竟“新”在哪里？就新在“符号化”这个词。通过“符号化”这个词，把康德和马克思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的，在当时的语境下，正是通过这种特定的“文化热”的阐释，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才与一个汹涌澎湃的物质的、商品的、市场的新时代结合起来了。 在这种特定的“文化热”视野里，人依然是李泽厚所说的历史的主体，只不过人的实践不再是“制造工具”，人所参与的是另外一种实践，也就是所谓的“符号实践”。什么叫“符号实践”？人通过文化实践，把沉默的物质变成可以表达意义的“符号”，使得沉默的、冷冰冰的“物”，成为开口向我们诉说、引诱我们、使得我们渴望得到它拥有它、魂牵梦绕的活生生的热辣辣的“尤物”。这方面最好的比喻是什么？这就是商品广告。 第四点，是“物化”这个范畴。这个范畴是分析当代市场文化的关键。它意味着：一方面，市场的文化、市场的逻辑越来越创造出“人性化”的物质、“人性化”的商品（最终也许就是“机器人”对人本身的胜利）——这就是所谓“物的人化”；另一方面，则是人越来越离不开人性化的物，正像我现在越来越离不开电脑一样——而这就是“人的物化”。这样一来，人们创造了物、市场创造了商品，但是人却转身拜倒在他的造物——市场和商品脚下。而马克思说，这就叫做“拜物教”。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符号活动”的实质就是“物化”。市场经济的文化实践，不仅仅是李泽厚所说的：通过改造自然而产生的“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而是“物的人化”和“人的物化”。 今天看来，甘阳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不仅仅是引进了对于“文化”的一种特定理解，更不仅仅是引进了诸如“符号化”和“人是符号的动物”这种似是而非的时髦词句，也不仅仅是推动了所谓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文学的语言转向”，而是表达了如何赋予“物”以意义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深刻的时代课题，是对市场大潮到来、汹涌澎湃的物质世界降临之下的一个潜意识的理论回应，这才是1984年与市场一起降临的“文化热”的实质所在。一言以蔽之：“文化”即“物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这场“文化热”之“文化”，其所指涉的关键词，其实就是“物化”。 “文化热”的第一个副产品，就是由“符号热”带来的“符号崇拜”。围绕着“文化是符号”、“人是符号的动物”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大做文章，一时间新名词、新术语满天飞。所谓“诗学”，其实就是这种“符号热”的产物。今天看来，作为有益的探索，“符号学”、“诗学”，起码是非常有利于语言和文学这两大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一下子有那么多的作家、文学理论家开始关心语言的问题，五四之后好像还没有过。但是，“文化热”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导致了一种奇怪的学风和“会风”——在许许多多以“文化”、“新潮”为名的会上，中心词不是“能指”、就是“所指”，不是“力比多”、就是“非勒斯”，总之符号满天飞，各式各样的新名词从天而降，经常却是聆听者不知所云，发言者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于是美其名曰：言说本身就是意义，叙述本身就是创造。以至于一到开不知所云的会，就知道一定是在讨论“文化”。 当然，“文化热”也结出了丰厚的文学果实，这主要就是文学的“寻根”。一些作家敏锐地发现：在一个物质有灵、商品向我们开口说话的时代，在城市改革这个盛大的物质仪式背后，实际上却是一个万物有灵、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文化世界，陷入暗哑和无声的开始，寻根文学就是要挖掘出这样一个无声的文化世界——这就是韩少功、张承志、海子的工作，甚至也是阿城的工作。这样的作家代表了一种伟大的谦虚：人不是世界意义的赋予者和创造者，人只是意义的聆听者，是文化的寻找者和保护者、守护者。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态度，他们是“文化热”的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在提醒我们：一方面我们在为一个突然降临的物质和商品的世界寻找、赋予“意义”；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个物质和商品的世界在摧毁我们原本有意义的世界和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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