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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常惠《刊词》，《歌谣》第一期，1922年12月17日。 [34]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歌谣》第三期，1922年12月31日。 [35]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34页，35页。 [36]朱自清《中国歌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5页。 [37]前揭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34页。 [38]前揭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35页。 [39]《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55页。 [40]前揭《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辨自序》，64-65页。 [41]前揭《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卷，92页。 [42]胡适《〈歌谣周刊〉复刊词》，《胡适文集》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74-775页。 [43]前揭《〈歌谣周刊〉复刊词》，《胡适文集》第10卷，776页。 [44]俞平伯在《诗的进化的还原论》中认为“平民性是诗的主要素质，贵族色彩是后来加的。”，同时，“诗的素质是进化的，故是自由的，诗的形貌是还原的，故是普遍的。”（前引《俞平伯全集》第三卷所收）。《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以该文发起了一场关于“民众文学”的争论，朱自清等人提出了异议。如俞平伯在《与佩弦讨论“民众文学”》（《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1年11月日）中，如是总结朱自清回应俞平伯《诗的进化的还原论》（1922年1月《诗》一卷一号）一文的观点说：“佩弦在那文的主旨，是承认文学只可以部分的民众化。他以为民众文学有两种解释：第一是民众的文学，第二是文学。我看他的意思是想把民众文学做成文学的一部分，却否认文学有全部民众化的可能和必要。”（《俞平伯全集》第三卷所收，596页）。 [45]前揭朱自清《中国歌谣》，13页。 [46]胡先驌《评尝试集》，《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47]梁实秋《古典的、浪漫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26页。 [48]刘经庵《歌谣与妇女》之《绪论》最后一段：“总之，歌谣市民众我的文艺，这文艺多半是妇女贡献的——妇女的文学，又多半讨论妇女问题的——妇女的问题。所以我的结论是：歌谣是妇女的文学与妇女问题。”。转引自何其芳《论民歌——〈陕北民歌〉代序》，《何其芳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73页。 [49]前揭《〈歌谣周刊〉复刊词》，《胡适文集》第10卷，774页。 [50]朱自清《导言》，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6页。 [51]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217-234页。 [52]司马长风《中国文学史》下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91年12月，195页。 [53]吴兴华的这方面的探讨，详参张松建《“新传统的奠基石”：吴兴华、新诗、另类现代性》，《中外文学》杂志（台北）第33卷第7期，2004年12月。 [54]前揭郭绍虞《语文通论》，128页。 [55]郭绍虞《语文通论续篇》（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初版），香港：太平书局，1963年2月版，pp.iii-iv。 [56]陈子展《最近中国三十年文学史》（1930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280页。 [57]前揭梁实秋《古典的、现代的》，26页。 [58]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87页。 [5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4页。 [60]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337页。 [61]前揭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86页。 [62]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杂志，1958年第1期（文艺报编辑部编《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所收，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1页，3页）。 [63]请参前引拙稿「朗誦体詩と中国新詩の言語の問題――思想史的な文脈において」。 [64]关于主体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从德法思想史的角度从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于治中曾著文探讨过弗洛伊德这方面的理论。于文尤其强调弗洛伊德从语言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强调弗洛伊德不是仅仅从发出意识形态召唤的一方去考察意识形态，更是从召唤与被召唤的主体之间的双向作用，尤其是后者的角度去考察意识形态。详参于治中《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形构》，载《台湾社会科学研究季刊》2006年6月号（第六十二期）。笔者以为，作为一个课题，新诗嬗变的历史，也必须从这一角度去考察。 [65]参前引拙稿「朗誦体詩と中国新詩の言語の問題――思想史的な文脈において」。 [66]前揭朱自清《中国歌谣》，8页。 [67]前引周扬文章，文艺报编辑部编《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所收，1页，3页。 [68]汪晖《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物与理）,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7月，77页。 [69]平田昌司「目の文学革命?耳の文学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国における聴覚メディアと「国語」の実験」、『中国文学報』（京都大学文学部）、第58册，2000年4月。 [70]见郭绍虞论文《中国语言所受到的文字牵制》（1946）、《文字漫谈》（1951）等论文。前揭氏著《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所收。 [71]前揭平田昌司论文「目の文学革命?耳の文学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国における聴覚メディアと「国語」の実験」。 [72]前揭村田雄二郎「文白の彼方に――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国語問題」。 [73]何其芳《论民歌——〈陕北民歌〉代序》，《何其芳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92页。 [74]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PrasenjitDuara,RescuingHistoryFromtheNation:QuestioningNarrativesofModernChina,U.ofChicagoP.,1995.）中指出，“阶级”是另类的强力的民族主义话语的修辞法（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0-11页）。虽然“阶级”的使用法并不完全如杜氏所言，但这至少在某个时期是正确的。 [75]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这一词所具备的复杂的含义，请参考阪口直树《十五年战争期的中国文学》（宋宜静译，台北：稻香出版社，2001年）及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南京政府的文艺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76]参前揭拙稿「朗誦体詩と中国新詩の言語の問題――思想史的な文脈において」。 [77]瞿秋白《鬼门关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632-633页。 [78]前揭平田昌司「目の文学革命?耳の文学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国における聴覚メディアと「国語」の実験」。 [79]前揭村田雄二郎「「文白」の彼方に――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国語問題」。 [80]何其芳《话说新诗》，《何其芳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53页。 [81]同前，255页。 [82]同前，252页。 [83]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何其芳文集》第四卷，467页。 [84]前揭何其芳《话说新诗》，《何其芳文集》第四卷，254页。 [85]何其芳本人亦为此类二元论所困。他曾指出过这一类二者择一的讨论方式的困惑：“我们应该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根本否定新诗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借口‘内容决定形式’来掩盖某些新诗的形式方面的缺点，……另一种是离开了内容和实际情况来孤立地主观地考虑形式的问题，因为某些新诗的形式方面的缺点而就全部抹煞五四新诗的形式。”（前揭《话说新诗》），《何其芳文集》第四卷，250页）。这一点林庚亦不例外。详参林庚《略谈内容决定形式——兼答浦阳先生》（1951），林庚《问路集》所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笔者以为，何、林在“音”方面都是有着独特贡献的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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