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场大变革时期，无论是政府中人还是一般教育者都试图对变革有所影响。文实之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论争首先发生于广州，1932年5月19日，邹鲁等教育政要提出在广州各大学“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由此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引发了讨论。相差仅11天，陈果夫也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十年之内停办文法科”的教育改革方案，此后围绕着是否应该“抑文重实”发生了全国性的讨论。这场貌似简单的关于一条具体教育改革措施的论争，实际上隐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诸如社会问题的救治、国难的因应、地方和中央之争、自由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之争等无一不在其中。梳理纷纭，揭示细故，既可再现当时教育变革的场景，又可发现隐藏在教育中的历史。
　　
　　关键词文法科实科教育国民党自由知识分子
　　
　　北洋军阀时期，教育与政治无论如何纠缠，教育界自身有着较大的独立性，教育决策往往出于“全国教育联合会”，而呈请教育行政部门颁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教育者对于教育的宗旨、内容和政策，往往具有主导作用。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当政者在教育界颇思有所作为，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掌控了教育的决策权，并由此开始了各个层面的改革，对一向纷扰的高等教育界尤其用力。改革的内容有的为教育界历来所主张者，因而受到欢迎；有的则因过于偏重为现实政治所用，遭到批评和抵制。
　　
　　其中，是否应该“抑文重实”成为当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1]对此已有一些研究者论及，[2]但是，对于当时文实之争的表面和背面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尚未曾发现较深入的专门讨论。其实，这场论争相当复杂，涉及面相当广泛，诸如大学的目的、人才的培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社会问题的救治、文化观念的变化、地方和中央之争、自由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之争等无一不在其中。深入探讨这一论争，可揭示隐藏在教育中的历史，[3]特别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一些鲜为人知的面相。从教育本身的发展看，自实行分科教育以来，文实之争在中国教育史上一直不绝如缕，似乎到今天仍未达到和谐发展的状态，探讨这一论争，还可为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某种启示。
　　
　　一、发生在广州的论争
　　
　　1932年5月19日，广州的“教育专家”在中山大学召开了一次讨论大学教育方针的会议。会上达成了一个议决案，其中第一条即是：“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4]稍后，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宣布，“最近期内实行这种教育方针”；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也表示，不久即将中山大学的文法科停办。西南政务委员会第十九次政务会议还决议，“派定十二人组织教育改革委员会，以资计划。”[5]当时广东正在筹办中的勷勤大学，本来拟定了文理科图书仪器的经费，然而受此教育方针的影响，最终公布的计划却去掉了文科和法科，仅“设师范学院、工学院、商学院”。[6]
　　
　　其实，这种教育政策并非他们“最近”的突发奇想，而是酝酿已久。早在1928年，中山大学联合两广教育厅，曾向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过一个议案，即《确立教育方针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建设以立救国大计案》，主张“一国之教育方针，必以全国‘人民生活，社会之生存，国民之生计，群众之生命’为整个计划。”把它应用于中小学教育，就是“以增进生活的能力，养成生产的技能为中心，建设中小学校教科课程。”[7]当时提案中并未涉及大学课程，而此时提出的“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显然是把“一国之教育方针”应用于大学教育的结果。邹鲁后来回忆，这种教育方针还受了出国考察的影响，“从海外归来之后，便深深感觉到我国当时的教育，即使普及，也不见得能够救国。……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必须多多培养实科人才以发展生产建设事业，实为当前的急务。可是我国现时的教育，则适得其反：大学中文法科畸形发达，理工农医等科则望尘莫及，刚刚造成反国家需要的现象。”[8]由此，提出“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乃势所必然。
　　
　　“教育专家”的议决出台后，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引发了长达一个月的讨论。首先发难的是时任岭南大学教授的陈序经，在他看来，“这种教育方针和政策，于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实在不容轻议妄动，而一般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则更不能轻轻放过。”[9]他认为主张停办文法科的人，“最大的错误是他们不懂大学的目的，和人生需要的原则”；“大学的目的是求知，因为她的目的是求知，所以她是注重于研究”；[10]“求知的范围是包括了智识的全部。所以一间称为完备的大学，是对于研究全部智识的各方面的设备上，都应有尽有。”[11]他的意思是强调“求知”即无论研究什么学问都是人生的需要，而大学正是为满足人生的各种需要而设的。文法科是“知”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生需要的，尽管研究的结果可能并不会产生眼前看得见的“权利”。与陈序经的论证理路相同，同样反对停办文法科的陈宗岳所根据的也是大学的“使命”，他认为，“一个大学必须负起以下几个重要的使命：（1）训练民族各种主要生活底领袖；（2）促进知识底综合化；（3）促进学术底自由化；（4）促进学问底深究化。用以上整个的标准去测验一个大学地真伪如果是确当的，那么，大学各科系之应该应有尽有和各科系之应该尽量地自由地发展，当可不烦言而喻了。”[12]
　　
　　然而，岭南大学的另一位教授梁宽却对“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的议决案推崇备至，“中国一线命脉所寄之教育，实利赖之矣”；“中国大学教育之症结亦多矣，究其大者，则在文法科大学量之过多，及质之过劣也。”同时，他还以教育是否专门来衡量大学，“中国大学质之所以未优，以专门教育而不专门故。……抑大学教育以求知为目的，知而不专，与无知同。虽然，既知矣，而所知所专者，又为腐朽不适用之物，则不如不知不专尚不至废其精神财力也。”[13]可见对文法科的态度牵涉的是整个的大学教育理念，大体来说对大学目的的认识决定着对文法科的态度。其实，陈序经并不反对专门大学的设立，只是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明显的要高于高等专门教育。[14]
　　
　　针对“文法科”学生“太多”的指责，陈序经引了许多外国的大学为例来反驳，“哈佛大学学生人数不过数千，而听讲哲学的人已有六七百之多。一间仅三千人的德国的Kiel大学，去年学法科的有六七百人，以土地人民颇象德国的广东，中山大学所有法科学生，再加上岭南大学的文科的学生，也比不上德国最小的大学Kiel，……合中山岭南两大学的文科学生，尚不及哈佛哲学一系的人数。然而我们还是大声疾呼，文科法科学生太多了，诚不知有何根据。”[15]在说明文法科是大学的必备科目时，他同样引了外国大学的情况，“我们试考察世界上所称大学者，除了少数的专科大学外，未有没有文理科的。至于我们所谓法科里的政治、经济、社会，及一般普通和根本的法律学等科，在美国各大学，却是通通隶属于文科。德国的大学里的文科理科多名为哲学科，然法科医科均为一般普通所谓大学的基本科目，而加以有历史上关系的神学科。法国巴黎大学分为法科、文科、理科、医科及药科。……这样看起来，文、法、理三科简直是大学教育的基础部分。”[16]
　　
　　显然，陈序经不可能不了解中国与美、德两国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的差异，但他仍用以相比照，[17]表现了他渴望中国与外国“并驾齐驱”的急切心理。在他心目中，外国大学的构成代表着大学的标准，显然这是他已初步成形的“全盘西化”论在其教育思想上的反映。[18]不过，“本世纪实行的大学制度”，确“是道地的舶来品”，梅贻琦曾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19]渊于西洋，而以西洋为标准，似乎正在逻辑之理。
　　
　　但是，梁宽却不认同这种见解，“此未通中国社会情形之论也。他邦上下有纪，学符所用，以政府位置之能广用人才，以商业之发扬孟晋，则无一文法人才而不获其所，虽多何害，且以外国国民经济之裕，即令文法学生，投身社会而学非所用，或即便流为高等游民，则彼邦之经济情形实许之”。[20]而在中国，“最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为文法两科”，“停办或减少文法科，适足以造益于中国整个大学教育前途，不特无害，而且有益。”[21]应该指出的是，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梁宽与陈序经却有着很大的相似，“中国现在的需要，是着着实实的向西洋文明来模仿，尚不甚需要到一班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崭于文化上有新发见而突过西洋文明。”[22]“中国学者致力的目标，不在与外人一起向新的学术来研究，而在把外人已得的结果运输过来，中国的大学，不在养成能做研究功夫的人才，而在养成能运输学术的人才。”[23]不难发现，教育上的主张与文化观念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相同的文化观念却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教育主张。
　　
　　除梁宽之外，参加讨论的人大都对“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之议持反对态度。[24]但是，令论争者没有想到的是，教育政要们的态度很快就改变了，“中央日报教育栏载邹校长谈话，已否认实现该项议决，中大校报也申明辟谣”；[25]“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先生，于本月六日岭南大学的纪念周，曾作如下的声明：‘去月十九日各学校的主持人在中山大学曾有一个聚餐，在聚餐当中，各人都发表意见，报章所载的不过是个人意见的一部分，并非议决案。’”[26]这似乎说明在舆论和教育决策者之间有一种互动。[27]《民国日报》的编者曾引用“英国学者白芝浩”的话说，“国家之有没有进步，归结到有没有讨论的身上去”，因此，“如果执着一部分的意见，想来解决整个的社会，就会陷于狭隘固执的地位，而不可通。若再加上本人的偏见和架子，那就更糟了。”[28]广州教育决策者的表现似乎并未象作者所担心的那样，但这也另有委曲（详见第三部分）。
　　
　　二、全国性的论争
　　
　　在广州参加论战的粱宽曾“断言”：“所谓停办或减少者”，是“主张广东停办或减少，而非主张全国停办”。[29]然而，其不知就在广州关于文法科的政策出台11天后，陈果夫即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一个所谓“彻底改造教育之新动议”，其中指出，“（1）中央应即依照十年内之建设计划，规定造就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才之数目，分别指定各专门以上学校切实训练，以便应用。（2）自本年度起，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3）各大学中如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挪用，其无农工等科者，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办农，工，医等科。”[30]该案在1932年5月30日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交教育组审查，内容与广州的教育决议如出一辙。
　　
　　尽管国民党内部政见纷歧，但在对实用科学的重视上，却是难得的一致。这种“抑文重实”的政策在国民党文件和法令中是有迹可寻的。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教育方针的决议指出，“过去教育之弊害”，在于“各级教育偏注于高玄无当之论，未能以实用科学促生产之发展，以裕国民之生计。”[31]因此，规定今后“从世界实用科学之基础上建设高等教育”[32]；“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33]这一方针很快体现于教育立法中，《专科学校组织法》规定专科学校的目的是“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34]；《大学规程》规定大学的组成，“至少须具备三学院”，但“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商、医各学院之一”。[35]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获得政权后的国民党试图致力于建设的反映。陈果夫的提案显然是国民党已形成共识的教育方针的极端表示。
　　
　　该提案明确指出的一个重要根据是文实科的比例失调，“据目前统计，在五十八个公私设立之大学中，约百分之七十设有文科，百分之四十九设有法科，百分之二十二设有农科，百分之二十七设有工科，百分之十二设有医科；又二十六个专科学院中，有六个专修法科，有四个专修文学艺术之类，而农工医专校合计亦仅十五个左右而已。照此，则专门以上学校之畸形发展”。[36]这一组数字和结论应该来源于1931年教育部的高等教育统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之编制，以院而言，文者占百分之五九，实者占百分之四一；以系而言，文者占百分之五八．四，实者占百分之四一．六”；“全国文类（文、法、教育、商）学生，占百分之七四．五，实类学生（理、农、工、医）占百分之二五．五。各类之中以学法政者占百分之三七．二为最多；文哲占百分之二二．六次之；教育占百分之九．七，工程占百分之九．三，理科占百分之八．九，均又次之；商业占百分之五，医药占百分之四．一，农林占百分之三．二，均为较少。”因而，全国高等学校“有文重实轻之畸形状态”。[37]
　　
　　这一统计影响了不少政府和社会中人，出身于自由知识分子的王世杰任教育部长后，也是据此大力推行抑制文法的政策，“到部后调阅二十年度各大学统计”，“因于五月廿日详订限制全国各大学（包含各独立学院）招生办法，务使各校自本年起招收文科新生严守一定之限制；其不遵守此项限制者，教部即不审定其新生之学籍。”[38]《时代与教育》的两位作者的所论也是据此而发，“从这许多的数目数里，我们总可以看出大学教育偏向文法，忽视农工的显著趋势”；“其所得结果，是化有用的钱，造成一般无用而且殃民的游闲士大夫，这不是大学教育的最大浪费吗？”[39]“中国大学的分科，文科法科要占三分之二以上，所教育出来的，都是预备官僚。结果，官僚过剩，人趋于政治舞台，而不复计到实业的建设。”因此，“中国的大学教育，真是亡国教育”。[40]
　　
　　不过，也有不少人从同样的数字得出不同的认识，《益世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大学学生，政经文哲科人数较农工理化科人数为多，此为事实。然此亦有重大原因。即全国大学，在农工理化方面，设备都不齐全，中国学生在大学中习农工理化，除绝少数之大学外，实等儿戏。”[41]也就是说文实科失衡并不是简单的招生问题，而是与“学校设备”有关。《大公报》的一篇文章，“从横的一方面”视之，认为“应用教育与文哲教育相较，所占的比例数也已算不少”，虽然“法政占三十七点二”，但是“法政科中有许多学法律，外交，国际法，银行等等极切实用科目的，又占太半。所以纯习文史哲学的即并不见便占全体学生中之大多数。”[42]可看出，时人对于“应用教育”与“高玄无当”之教育的理解不尽相同。池世英则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文法科的学生数额，“我们不能说学文法等科的人太多了。所谓‘多’，不过是与学理工等科的人数比较的结果，要是将全国的人民比较一下，一万人之中，才有一个大学生，这算多吗？”[43]这充分说明同一组数字，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所得结论往往大相径庭。因此，有人提出，“若论真正的改革方案”，则须“各方皆有调查统计”。[44]
　　
　　可以推知，全国性的教育统计是国民党“统一”后的一个硕果，显示了国民党统筹规划高等教育的趋向。北洋军阀时期，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往往不出京师，教育界的各自为政，人所共知，这自然容易产生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因此，全国性的教育统计充分体现了政权更替所带来的教育变革，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决策的改良。根据统计数字制定政策，这毕竟比凭个人好恶或突发奇想要高明得多。但是单调的统计数字往往掩盖复杂的真相和社会现象之外的深层次问题。因此，仅仅根据统计数字来制定政策，也未免流于简单化。同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兴彼必然废此，国民党人似乎并未摆脱传统当权者的武断习性。另一方面，以“革命”夺得政权的国民党人，其惯性的革命思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用之于“建设”。
　　
　　以实际情况而言，当时文法院校的确过多，文法毕业生社会形象也确实不佳，由此对文法科进行整顿和规范，实属必要，但是据此而要求停办文法科，则显然为大谬，“学文法科的人太多，文法科太滥了固不好，然而完全不要，这也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45]“过去大学及专门教育之未注重农工医等实用人才之训练，或许是事实，……政府要想矫正或制止这种弊端，不是除了停止一律招生以外，就没有办法，矫枉过正，原毋足怪；不过这样问题就太大了。”[46]如果当政者在知之不充分的状态下试图有所作为，可能要有害于无为；而在没有权力制衡的社会里，政治家的雷厉风行，往往是蛮干或胡干。
　　
　　应当指出的是，陈果夫停办文法科的提议公布后，确也有不少的支持者，“近年来，发表类似的主张的亦颇有人”；[47]《大公报》的社评认为，“不失为改造教育之一方案，从原则言，吾人多可赞同，且望其能相当实行。”[48]时任安徽省高等法院院长的曾友豪，还以业内人士的身份说明，十年内不招收文法科学生，不会使法政专门人才发生断层现象。甚至认为，十年内的法政人才仍“绰绰有余裕”。[49]有人观察到，“目前谈改革教育者，都主张取消文法科，添设自然科学”，[50]甚至“全国人士，都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就是‘提倡理工，贬抑文法’”。[51]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言过其实，把自己的主张无限扩展为“全国人士”的主张，或者自封为“人民”或“公论”的代表，成为20世纪中国现实关怀者的通病，当权者如此，议论“朝政”者似乎也并不例外。[52]其实，当时社会上对于文法科的态度，远不像这里说的举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