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与内涵
　　
　　自二十世纪末以降，随着「联大热」的兴起，对晚近大学教育的研究渐成显学；加之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的继续升温，「清华学派」亦渐为人所关注。陈平原、赵敦恒、黄延复、齐家莹、徐葆耕诸先生在其大作中均已提及此点1，且都强调了其重要性，但大多是一笔带过，未及深究。究其缘由，也可理解：一是时间跨度大，史料太多；二是人物谱系庞杂多变，牵涉到的院校甚多，不易把握；此二点为直接的、学理上的原因，而第三点则为隐在的学理之外的原因，特别是涉及到某些政治历史的因素（如「清华学派」的最后嬗变就很难从文化层面获得完全合理的解释）。
　　
　　但是，要研究晚近学术史和教育史，这又确实绕不过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因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变迁、政治文化嬗变的一个特写和缩影，这不仅与清华有关，而且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一流名校和一流文人学者。而没有相当的史料爬梳、史实考辩，要知其大略已属不易，要有所创获更是难上加难。笔者对此关注有时，略有陋见，现就教于方家。
　　
　　有学者认为，所谓「清华学派」是指清华文科的教学和学术风格2，此一说法自有其道理；但若质言之，它可能有着更丰富多义的内涵。笔者以为，所谓「清华学派」，至少涵盖了如下层面：一、一个特定的学术（文化）流派；二、一种治学为文的风格（取向）和文化气质；三、一种教育模式和办学理念。在「老清华」中，许多理工科学者亦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如华罗庚之擅诗文、顾毓秀之精文理），善文科、有人文精神者绝不限于文科专业者，那么，所谓「文科」也就不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范畴，而是一种素养、识见意义上的标尺。因此「清华学派」确以文科为主，但又不绝然限于文科。就此而言，「清华学派」也就隐然标示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通才教育）和教育理念（精英培养）。
　　
　　二脉络与谱系
　　
　　鄙意以为，「清华学派」不是一个学籍教职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思想（知识）上的谱系。此派人物也就不止于清华师生，还包括与之有关联的一大批人，比如某些北大人士，以及西南联大的人物。如胡适虽是长期执教于北大，却是清华出身，且与清华研究院深有缘源；周一良虽是燕京出身，却常在一墙之隔的清华听课，受教于陈寅恪，且日后亦曾受陈及胡适之指教，归国后更是就任于清华，自是跻身此中；汤用彤先生长期就职于北大，但早年为清华留美生，也与清华深有渊源；浦江清等虽出身于他校，后来也结缘于清华。──因此，对此派的外延也就不能仅从学籍教职层面去理解和框定。在「清华学派」的发展历程中有几个重大事件，与之相应的则是几个关键性的年份：
　　
　　1925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创立，吴宓亲主其事，王、梁、赵、陈四大导师先后登台，清华研究院开始运作；同年，朱自清离浙北上，落户清华。朱于五四前后（1920年）在北大毕业，仅有本科学历，且主事新文学创作，而无突出学术成果。朱以中学教员身份出任清华教授（年仅二十七），足见清华不以门户、学历为限，勇于吸收新鲜血液，接受新文化的熏陶。自此，「儒林」与「文苑」开始携手，并存于清华。
　　
　　1928年，罗家伦出长清华，力行「四化」（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清华脱离外交部而直属国府管辖，扩大了办学自主权。至此，清华初具现代综合性大学的格局，其文科建制日臻完善。此后，大批文科名师持续涌入清华，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教职，如杨振声、蒋廷黻、潘光旦，黄节等等。其中多数是甫入清华便径评为教授。而按惯例，教授受聘他校后最初只能是副教授。其气魄之大，冠居全国3。
　　
　　1937年，日寇横行，抗日军兴，众校西迁，清华与北大、南开三强合一，组成西南联大。
　　
　　1952，全国院系大调整，地处天子脚下的清华首当其冲，由一个综合性大学改造成一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学科建制的根本性嬗变，极大地紊乱了其文化生态；失去学科支撑的「清华学派」元气大伤，颓势日显。
　　
　　文革期间，「清华学派」不仅学科建制荡然无存，且一大批「老清华」大受冲击，离开文化岗位，或老死或病逝，或被边缘化或被卷入政治，如陈梦家自杀（1966）、李广田去世（1968）、吴晗自尽、陈寅恪逝世（皆在1969年）；冯友兰、周一良等加入「梁效」，等等。
　　
　　90年代前后，大批「老清华」年事渐高，政界、文界的「老清华」大都渐然淡出历史舞台，如政界之姚依林、蒋南翔和文界之王瑶、俞平伯、吴祖缃、曹禺、季镇淮、钱锺书、韦君宜等均告去世，「清华学派」走向终结。
　　
　　大致而言，「清华学派」始于20年代中叶，终于90年代末叶，时间跨度达七十年余年。其最主要的载体乃是清华国学院和清华文学院；文学院中，尤以文史哲诸系为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清华学派」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谱系，而这一谱系又以特定的学思传承而形成了精密的网络。只是，在既有的研究中，对这一谱系的代际界分尚不明朗；而没有对基本谱系的把握，就无法对其脉络有基本的了解。因此，出于研究需要，笔者对此做了初步的梳理。
　　
　　一般认为，朱自清先生的入教清华揭开了「清华学派」的序幕。只是朱氏「但开风气不为师」，入得清华后才开始学术起步。因此，「清华学派」的开创并不始于朱，而是肇始于国学院的建立，其第一代掌门人当为王、梁、陈、赵四子。四人年龄相差甚大，年岁最长者为梁（1873年生），最少者为赵（1892）。其时，王、梁年约知命，而陈、赵均逾而立──这在一般学人当是治学起步期，而早慧的陈、赵二子则已进入学术丰收期（陈虽述而未作，但已然是气象煌煌）。细言之，四人大致出生在1870-1890年前后，在清季度过了至少约二十年时间，而这二十年，一般就构成其学思的启蒙期。他们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中，完成了各自的「童子功」训练。这样一个成长背景，决定了其无一例外地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国学训练，具有相当的国学根柢。此外，四子均有游学经历，广读西书，识见甚广，这就奠定了其西学造诣。这样，学贯古今、才兼中西的一个文化格局，就在晚近的中国标举了一种全新的治学路向，从而基本奠定了「清学派」的文化格局和学思境界。
　　
　　这些学者虽然为数甚少，但影响极大，在1925－29年的数年中，又熏陶了一批优秀学子，从而为清华（乃至中国）后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其中，王力、吴其昌、浦江清、赵万里、蒋天枢、罗根泽、刘节、姜亮夫等，均在后一时期成为「清华学派」的悍将。至于其时的李济、吴宓则在学术上也已初具气象，其学术上的大丰收将于后一阶段到来。
　　
　　如果说「清华学派」第一代成员寥寥，那么紧随其后的第二代则声势颇壮。此时，吴宓、李济等人已硕果迭出。另有众多极具水平的名师，在1930年前后都已云集清华，且大都处于学术上的丰收阶段，「清华学派」的学术丰收也就此开始。其中代表人物极多，中外文的有杨振声、杨树达、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刘文典、黄节、吴宓、钱端升等；历史学中有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等；哲学方面则有金岳麟，冯友兰、邓以蜇等，甚至梁漱溟等人也被邀来兼课4；社会学则以陈达、吴景超、史禄国为翘楚（稍后有潘光旦、李景汉等）。这些学人，学术成型于1930年前后，而其出生时期则约为1890-1900年（黄节、刘文典略长，生于分别生于1873、1889年，学术成熟亦稍早，但调入清华时间较晚，因此，尚未跻身第一批队）5。这代人大都在「五四」前后完成了大学的基本训练，学术的奠基、思想的取向也在这一阶段初具雏形。「五四」前后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转型时期：武昌首义，清廷崩溃；民元之后，社会文化基本处于激进化的转型中，在这向左转的过程中，青年群体尤为激进，大都体认出「激烈的反传统」取向。在此背景中，他们接受了国内的学术训练，获得初步启蒙后，又负笈海外（多为欧西）接受系统训练。经数年之酝酿，学术已开始起步。因此，他们大都专心治学，有相当的专业素养，亦不乏公共关怀，其中一些人构成了二三十年代「新月派」的骨干6。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基本的年龄段限，并不排除年青后生的崛起。此中，有一个异数，便是张荫麟（1905年生）。此公属于早慧的天才，年仅十六便入清华，此后几年中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清华学报》、《学衡》等一流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并于1925年前后初露大家气象，开始了其学术丰收期。在「清华学派」的谱系上，他也与冯、金、朱、闻诸子同属第二代。可惜的是，此君家境贫弱，用力过勤，不善惜身，为情所伤7，天不假年，在第四代学人硕果渐丰之时，不幸病殁8。
　　
　　其时，曹云祥、罗家伦、梅诒琦等相继主事清华，从全国名校网罗名师（多为全职），并吸纳大量归国留学生。此等气魄，在南北各国立、私立名校中，绝无出其右者。
　　
　　以年度计，主要有：
　　
　　1922：梁启超、陆懋德
　　
　　1924：钱端升、吴宓
　　
　　1925：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1928：杨振声、刘文典、俞平伯、陈福田、钱稻荪、冯友兰、邓以蛰、马衡9
　　
　　1929：黄节、蒋廷黻、叶公超10
　　
　　1930：傅增湘（沅叔）、溥侗11、罗常培、徐耀辰、杨宗翰、许地山、张崧年（申府）、商承祚、顾颉刚12
　　
　　1932：闻一多、雷海宗、许维遹13
　　
　　1935：潘光旦14、李景汉15
　　
　　以学校计，则为：
　　
　　北京大学：梁漱溟、刘文典、邓以蛰燕京大学：杨振声、冯友兰16、顾颉刚
　　
　　南开大学：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李济17
　　
　　北师大：杨树达18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吴宓、叶企孙19、顾毓琇20
　　
　　这表明，其文、哲二系主要借师于北大、燕京诸校；史学系班底主要「搬」自南开，而理工科则假手于东大。在此后二十来年中，吴宓为清华培养了万千英才，而叶企孙则为清华栽培了近百名院士（学部委员、外籍院士），开创了中国数理学界的半壁江山，这定然冠绝中国21。
　　
　　至此，大批中坚人物悉数到场，清华文科的基本格局基本奠定，其特征为：大师办学，名师执教，文理兼顾；国学与西学并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举。「清华学派」的气象日渐呈现出来。
　　
　　此后的第三代人则在1935年前后起步，他们大都生于1900-1910年（集中于1905年前后），20年代就读于清华，多为清一色的清华留洋归国生，如王力（1900年生）、贺麟（1902年生）、雷海宗（1902年生）、陈铨（1905年生）等。另，俞平伯、萧涤非、余冠英等也与清华深具渊源。此代人年岁略近前代（如俞与朱自清素有交谊，且仅小二岁），但仍属后一批队，主要是因其学术成熟稍晚，且受教于前二批队，与之有师承关系。此时身为陈寅恪门生的浦江清、吴其昌等人开始学术丰收，受教于赵元任的王力、吴宓门下的贺麟、陈铨已学有所长。同属清华出身的林同济（1906年生）此时尚在海外，但后来也与贺、雷、陈构成「战国策」派四骁将。与之相应的，在文学方面，则有「清华四子」（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22、李健吾23和曹葆华等24。
　　
　　稍后的第四代则为全新的一代，他们大都于30年代在清华园受教育，如文学院「四才子」之三钱锺书（1933届）、夏鼐（1934届）、吴晗（1934届），以及「清华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季羡林、吴组缃，另有曹禺、杨绛、杨联升、费孝通、王瑶、冯契、史国衡、赵俪生、何炳棣，另有出身他校的吴于廑、张岱年、陈梦家等25。清华资深教授吴宓的「龙虎豹」之二（钱锺书、曹禺）都涌现于此时，共和国史上鼎鼎有名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也出现于此时。此派人物，大多生于1910－1915年间，成长于一个急遽变革的时期，但受过极好的训练，并未荒废学业。其学术多起步于40年代，正逢动乱。此后数十年社会不稳定，这对其研究不免有负面影响，多少滞缓了其学术收获期。26所幸其中不少学人，天假其年，得享高寿，因此在晚年仍梅开二度，重焕「学术第二春」，如钱锺书、季羡林、费孝通、王瑶等27。这批学人对此后新中国数十年的学术产生重大影响，1978年后最初的一大批学界领袖、资深教授，多是这批人（80年代最初的一批「新生代」学人也多为其门生）。这也是清华历史上大家涌现最多的时期之一。此后，学术界在数十年中专家甚多，但再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有原创性（有开创性和总结性）的大家，此后数十年都再未走出「后大家时代」。
　　
　　其间有一批人深受「新启蒙」影响，在「一二五」前后走上了社会政治革命的道路，成为数十年后中国政坛的明星，如「二乔」、姚依林、蒋南翔、于光远等。当然，以学－政二分的眼光看，这与规范意义上的「清华学派」已有距离。
　　
　　紧接此后的是西南联大。联大八年，三强合璧，傲视海内，人才出炉率亦奇高。有一大批生力军为日后跻身「清华学派」做好了必要的训练，学术中有殷福生（海光）、邹谠、王浩、季镇淮、任继愈、黄楠森、王永兴、张世英，以及朱德熙、王栻、袁方、罗荣渠、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王佐良等；而文学一途，亦有卞之琳、汪曾琪、马识途、穆旦、郑敏等，他们都已先后完成了其学术或文学上的准备，正走向成名成家之路28。此代人大致生于1915－1925年间，但是，天不遂人愿：1949年，他们年约而立，而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1957年他们多近不惑，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丰收时期；1978年后，他们已渐入暮年，这是文科研究的成熟期，却是个体生命的衰老期。幸有一批人堪称顽健，在1978年后再度出山，与前一代连手，演绎「夕阳红」（文人如汪曾祺等亦如此）。
　　
　　此为末代「老清华人」，他们与前一代共同构成了三十年后中国知识界的元老。不同的是，他们大都囿于时势，命运多舛，接受过最好的「童子功」训练，但极少有缘留学深造29，且在生命中的几乎每个重要关头都未逢其时，屡遭磨难，蹉跎岁月。执是之故，此代学者后天不足，专业造诣略逊前代，基本上难以出现真正的大家，且在此后基本上长期被「改造」，其成长困难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仍有一大批人经过卓绝努力而有所建树，实属至为不易。细言之，此「末代人」有几大特点：
　　
　　一、在学思境界上，一般都多专家而少大家。原因如前所述。
　　
　　二、在学科分布上，基本集中在人文学科（与文史哲、语言学），而社会学科则寥寥无几，鲜有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人才，相对而言，作为法学家的肖蔚云与作为社会学家的袁方，当为其中有数的社科名家。其原因不在联大之培养，而在50年代社会科学的被取消，使年青学人学无所用，久费成荒。作为资深学者的陶孟和、陈达、费孝通（社会学人类学）、钱端升、楼邦彦（法学）、罗隆基、王造时（政治学）、陈序经、陈岱孙（经济学）等人（多为清华人），大都处境不佳，或被边缘化（相当一部分沦为「右派」）。这与出身延安的红色文化人的境遇适成反差30。相反，虽为民主人士却转事左翼的马寅初（经济学）则境域颇佳。
　　
　　三、此代学人中留在大陆者与留学海外者差别甚大，如王浩、邹谠，以及此前的杨联升、何炳棣等，大都较多地发挥了各自的学术个性和专长，而留在大陆的学者则一度困于时势。同是主事哲学的联大人，殷海光与何兆武、黄楠森就差别甚大；极具诗才、颇具气象的穆旦也沧桑历尽，最后英年早逝。
　　
　　四、此批学人中为以后培养和保留了一大批外语人才，如王佐良、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等。这为三十多年后中国西语人才的培养保存了火种。
　　
　　三源流与变迁
　　
　　如人所言，老清华的美化程度甚高，海归派占相当比重31。清华学派确乎深有西学背景，但与国内其它名校关系亦颇密，其中主要是北大、南开及东大南高（中央大学）及私立的无锡国专。清华与北大、南开关系之深自不必说；与东大亦较有瓜葛，领导如罗家伦、顾毓琇、吴有训，教授如吴宓、梁实秋、浦江清、陈梦家等均结缘二者。清华与中山大学也关系甚密，如王力兼长中大文学院，从而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语言学系；后来陈寅恪亦南下转事中大。
　　
　　因此，所谓「清华学派」，就不只是「清华的学派」，而是中国大学体系（知识界）中的「清华学派」。
　　
　　既然「清华学派」不完全是学籍、教职意义上的概念，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概念呢？这要对其谱系做一细察。从其谱系来看，该派成员来源主要有三：
　　
　　一、出身清华的文人学者。此中多为「老清华」，少数是在他校读完本科（或同等学力）后转考清华研究院（特别是东大、北大和无锡国专的毕业生），32但这为数甚少，因国学研究院前后四年仅七十多名毕业生33，仅半数于其时清华每年所招本科生；也有极少者为他校转学到清华读本科的（如在北大预科毕业后考清华）。
　　
　　二、在清华（含联大）供职的文人学者。事实上，这一批教师约有半数出身于清华；另有一些是他校毕业后任教于清华的，如北大、南开、东大（南高）等。其中，有一部分外籍教师也可跻身此列，如吴可读（Pollard）温德（Winter）、噶邦福（Gapanovitch）等。
　　
　　三、与清华学人私交较密、因缘较深的其它学者。此一部分只占极少数。
　　
　　因此，「清华学派」成员的主体仍是清华学生与教师，易言之，清华本身即是「清华学派」的人才基地，而北大、南开、东大、无锡国专等则构成其基本的预流。如是一来，「清华学派」便有源有流，有「派」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