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化、商品化的浪潮下，文学的低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文学低落至少有如许表征：作家的日益寂寞。即便是费尽心血写出作品，出版之难也是超乎想像的，这使得不少优秀作家流失，读者日渐流失。随着大众文化、快餐文化的兴起，还有多少人能够伏案认真去品读那些大部头？但是，文学的表面繁荣也还是不容否定的。例如我国目前每年出版长篇小说几千部，中短篇小说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个情况下进行文学作品阅读并进行相应的评论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个时候“剑走偏锋”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想说的是张友文的公安文学评论。
　　
　　一
　　
　　张友文起意做公安文学研究，其理由并不复杂，而且理直气壮：其一，他是文学科班出身，还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和诸多文学教授交好，又有相应的文学素养和理论功底；其二，他在湖北警官学院工作，经常和各警种打交道，并且自身也是二级警督。文学与警察的联姻，岂不就是我们所说的“警察文学”、“公安文学”吗？当然，张友文也完全可以不选择公安文学相对的偏门冷门作为自己的关注研究对象，这样似乎更加大众化一些。从这个层面上讲，张友文的选择多少有点剑走偏锋的味道。
　　
　　在有些人看来，“剑走偏锋”多少有点“不务正业”，甚至其他一些更不好的词语都可以往上堆砌。是的，在文学这个百花园里，你研究什么不好，偏偏搞什么公安文学？这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张友文的寂寞孤独。在我看来，张友文的“剑走偏锋”却是非常有意义。至少可以从这几点去思考：其一，公安文学自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并得以短暂繁盛之后，在90年代出现全面溃败没落的状况。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有市场的原因，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缺乏慧眼发现，缺乏有分量的文学批评。而张友文迎难而上选择公安文学作为研究和评论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这种需求。其二，文学如此繁盛，评论家也是多如牛毛，而且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要想在评论家队伍里占据一席之地，其难度可想而知。张友文在这个时候选择公安文学作为突破口，就多少有点标新立异了。他这种“剑走偏锋”的做法最开始可谓是筚路蓝缕，应和者少，看热闹与冷嘲热讽者多。但是张友文却从中尝到了甜头。首先是不少公安文学作家对他的响应，他们纷纷将自己的作品寄给张友文请他批评指点，并引以为知己，张友文因此结识了很多同道朋友。如今，公安作家圈里，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张友文了。他成功了，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评论家了。其次，这些年的辛苦终于集腋成裘，他先后出版了《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等三部评论专著。这三部作品分别由公安作家、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博士，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永健教授，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小琪教授作序点评。《文艺报》也多次发文予以肯定与鼓励。张友文的“剑走偏锋”成功了，他以公安文学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得到作家和评论家的双重认可。
　　
　　二
　　
　　我还想说的是，“剑走偏锋”实际是一个险招。因为我们靠“剑走偏锋”可以暂时占据上风，但是之后可能会被对手看出破绽进而更疯狂更有力的还击，从而让我们更被动。所以我们还必须依靠自身的实力来把握整个局面才对。这个时候，张友文选择了“多路出击”。
　　
　　张友文的“多路出击”在我看来至少可以体现为三种做法。其一，是对公安文学全方位的关注。其二，对公安文学评论贯穿多重研究方法。其三，对公安文学客观公正的评价。
　　
　　首先说全方位的关注。说到公安文学，我们在前面说过，它曾经有过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但是90年代以后全面下滑之后，虽然仍然有不少人坚持公安文学创作，但是“公安文学”这个词语却基本上淡出人们视线了。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多少作家愿意以公安作家的身份自居，即便有少数人如此，也很难撑起大旗。在张友文的视野中，公安文学包括两重内涵：公安作家的公安文学创作；非公安作家的公安文学创作。前者非常容易理解，身在警营写警察写警营，理所当然成为张友文关注的重点。他集中关注王仲刚、郝泽军、杨佳富、穆玉敏、但远军、李培刚、程建国、艾璞、黎明辉、孙学军、翟勇彪、袁瑰秋、朱东锷、张暄等人的创作，而且遇到好的作品经常是手不释卷、反复阅读。后者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所忽视。这些非公安文学作家偶尔将视角投向警察和警营写就的作品，也为张友文所关注，这就体现了他广博的视野。在三部评论专著中，他就集中评点了非公安作家张笑天、陈源斌、裘山山、刘继明、吴克敬、田耳、张西、胡学文、奚同发、王芸、劳美等人的作品。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公安文学的内涵与外延。
　　
　　在张友文的视野中，小说成为公安文学的重头戏，但是他并没有忽视其他文类的创作。因此，在他的三部评论集中，他除了将重心放在颇为人们所欢迎的小说上，还将相当篇幅给了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影视剧乃至公安文学期刊杂志和网站上的其他文本。因此，张友文的公安文学评论不仅仅是对公安文学的个案研究，多少还带有为公安文学存史的价值与意义。若干年后，假如我们撰写一部“公安文学史”时，张友文的评论将给我们提供诸多线索和参考资料。从这个层面上讲，不管张友文的评论做得如何，他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
　　
　　其次，多重批评方式的尝试。早在《点击公安文学》中，张友文就开宗明义地说：“本书中没有西方的‘作者中心论’、‘作品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之说，而是以自己的眼光打量作品，用自己的心来言说。就总体特征而言，绝不是政治——社会批评的范式，旨在回归传统，是本人追求梁启超感悟式批评的一些印记。”这样说，并不是说张友文仅仅依靠“感悟”一评到底，而是说他不囿于批评方法的制约，摒弃了学院派的框架模式，寻求的是一种“重直觉感悟”，从而达到“引发启动读者的直觉性思维”的批评效果。
　　
　　张友文的批评集体现出他对各种作品全方位的关注，但是每部作品的侧重点都不一样，这就使得公安文学的方方面面都为他论及到。有对作品主题的深入解读，如《一本爱国主义经典教材》分析的是王仲刚的电视小说《国旗恋歌》的社会意义；《永远不死的英雄主义》点评的是翟勇彪的《刑警，在黎明前死去》中主人公老席身上所折射出的英雄主义。有对作品人物形象的细致分析，如《刑警支队长是个理想主义者》分析了贾文成《浮尘》中刑警高一凡的形象；《一个多重性格组合的警察形象》解剖了牛力军《河东河西》主人公何东的形象，认为作品“不仅写出了何东心理的流变路径，而且写出了人性的深度”，“堪称黑格尔的‘这一个’”。有对作品社会意义的独到认识，如认为张策的小说集《无悔追踪》是“一篇地道的底层写作”，作品中“蕴含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也有对作品艺术手法和审美意蕴的解剖，如《小重小说中的新鲜元素》分析了《危局》中叙事技巧、陌生化语言等方面的特点；《公安文学中的形式与内容之美学关系》着重分析了王希泉《无法预料》中的“对立原理”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独到的分析评点构成了张友文的文学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安文学审美艺术的品味。
　　
　　其三，对公安文学的客观评价。当今要当一个好批评家不容易，但是要当一个出名的批评家似乎还是有捷径可循。批评家的“登龙术”无外乎两种：“歌德派”和“酷评派”。“歌德派”的做法是对作品进行歌功颂德，当下比较流行的“红包文学”、“交换文学”即是如此；“酷评派”的做法则一律采用“骂杀”的方法，看似气势磅礴，其实多偏颇之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张友文选择的是当一个好批评家，一个有良知的批评家，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出名的批评家”。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批评家，就是要对作品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相当理性客观公正。例如他分析王仲刚的《国旗恋歌》，一方面肯定主题鲜明集中、语言精美精致，但是也毫不客气地说“文本中有些人物语言还欠推敲，部分人物所说的话不符合他们的身份，与他们的学历及社会、家庭背景不相称”。对于非公安作家刘继明的《小米》，张友文直言不讳地说作者是在“歪曲警察形象”，并且大声疾呼：“请非公安作家们在涉笔公安题材时，多投仰视目光，以讴歌为主，不要恶搞人民警察。”足以体现张友文的胆识与卓见。在对作品存在不足提出批评的同时，张友文还提出一些建设性看法，如他在坦陈贾文成《浮尘》存在的不足后，建议将“最后一自然段要毫不留情地砍掉”，这让作者本人非常认同，“眼睛湿润了”。在这个功利色彩浓厚的时代，大家都愿意说好话，听好话，张友文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阿谀奉承，达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文心雕龙·有道》）的效果。
　　
　　不仅如此，张友文还努力扮演好作家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一角色。当下评论界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是：作家埋头创作，不管评论家如何评头论足；而评论界则成为一种自说自话的小圈子，不管作家怎么想。但是，如果文学批评不能指导文学创作的话，这个文学批评不要也罢。张友文却努力使自己的批评发挥现实功用。在摒弃刻板批评范式的同时，努力使自己的评论松散自如，“没有严格的规划，也没有固定的格式，如同是给亲戚朋友写信，或与友人的闲聊，显得随意亲切”。因此，无论说好说坏，都容易被对方所接受。这才是真正的批评所应具有的基本功能和应有态度。
　　
　　三
　　
　　张友文“多路出击”的批评路径，使得他的“剑走偏锋”获得成功。例如他的《点击公安文学》就获得“国内首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的美誉，网站上他的公安文学评论更是经常被转载，还有不少有分量的批评家给他的评论专著写评论。但是“剑走偏锋”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张友文也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在细致把握相关文本的基础上，他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把公安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观照分析。